看清“拆城能吏”的功与过:烂摊子留给继任者？

　　离开大同、就任太原市市长一年有余之后，耿彦波仍旧被大同市民“记挂”：一面是依依不舍的情感，甚至“请愿”挽留；一面是不断的投诉和举报。这一切都源自于耿彦波的城建政策。不独耿彦波，大拆大建成为诸多中国地方主政者的治城模式，它让城市焕然一新，在一段时间内也受到市民的欢迎。但拆建留下巨大债务包袱和社会问题，长久看来，后患不容忽视；城建背后的行政决策模式，更值得放在依法行政、现代治理的背景下重新审视。

　　大拆大建往往都需要持续不断地“烧钱”，寅吃卯粮因此成为许多“拆城能吏”留给城市的“负资产”。在持续几年的“大干快上”之后，城市之“表”焕然一新，城市之“里”却积弊重重。

　　两年前我去武汉采访，跟出租车师傅聊武汉城建的话题，不可避免地聊到了被当地人称为“满城挖”的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闲谈间，师傅对“江城处处皆工地”也有些抱怨，但我能感到他对地方政府大拆大建的规划是满意的——他说，现在有些武汉人骂“满城挖”，但等几年城市建好了，大家会给阮书记竖大拇指。

　　印象中武汉确实像一个“大工地”，据说一度有5000多个市政建设同时在建。对于“满城挖”这个绰号，阮成发坦然接受并明确表示会顶着骂名继续挖。“我们很容易找到理由让一些建设工地不开工，但是，事隔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后，当我们回头看，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会对不住这座城市。”这是阮成发2011年履新之后的一段公开讲话，那位出租车师傅对武汉城建的评价，或许就与此有关。

　　“拆城能吏”赢得民众拥戴，阮成发不是孤例。另一个因大拆大建而名动天下的地方官员，是山西太原市市长耿彦波。从晋中榆次到太原，再到大同，再回到太原，耿彦波走到哪里就把大拆大建带到哪里。尤其在担任大同市长的5年间，耿彦波主导的复兴历史名城计划，更让大同的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强势再造新大同，让耿彦波拥有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耿彦波粉丝团”，这些人或为耿彦波的个人魅力折服，或是耿彦波大拆大建的受益者。2013年耿彦波赴太原任职的调令曝光后，其支持者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挽留请愿活动，有些人还有下跪、大横幅、喊口号等举动；今年10月，时任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落马，“耿彦波粉丝团”再度发起请愿活动，希望耿彦波能重回大同担任市委书记。

　　在以往的媒体报道中，很多人对耿彦波的认识，主要源于他的城建功绩以及这个“耿彦波粉丝团”，但对这位“城建市长”的另一面鲜有了解——最近有媒体报道称，耿彦波的大拆大建导致了大量的拆迁安置和补偿的问题，民间对他的投诉和举报从未间断；当地人给他起了个“耿一指”的绰号，意思是说耿彦波指哪儿拆哪儿；耿彦波曾提出“建设一个新城，改造一个旧城，挖掘一个古城”的规划，但动辄数百亿元的投资让地方财政债台高筑——当地有官员评价耿彦波：“用5年的时间做了别人50年做的事，也用5年的时间花了别人50年花的钱。”

　　为在短期内出政绩，很多官员都将大拆大建当作突破口。为城市“整容”，建几栋排名世界前列的高楼，修复几处彰显文化底蕴的古迹，往往是一些官员上任后烧出的“第一把火”。与在改善民生、改革教育、提升医疗保障等方面投入时间精力相比，靠大拆大建谋求“看得见的政绩”，更能让官员迅速站稳脚跟；在有限任期内积累更好看的政绩成绩单，也能让官员在谋求升迁时有更多筹码。

　　问题在于，大拆大建往往都需要持续不断地“烧钱”，寅吃卯粮因此成为许多“拆城能吏”留给城市的“负资产”。在持续几年的“大干快上”之后，城市之“表”焕然一新，城市之“里”却积弊重重。然而，通过透支城市未来换取漂亮的政绩成绩单后，那些“拆城能吏”拍拍屁股走了，烂摊子就留给了继任者。

　　尽管中央多次强调“新官要理旧账”，但出于同样的政绩冲动，新上任官员基本都会另起炉灶，前任官员“未完成的事业”也就不可避免地“烂尾”了。典型的例子是，在耿彦波调任太原之后，大同市陆续叫停了耿彦波主导的125项工程。不能说这种叫停一定是非理性的，但最终为这些烂摊子埋单的仍是当地百姓。

　　工程腐败是另一个问题。近几年，城建已成腐败高发领域，因涉嫌工程腐败而倒下的官员不计其数，其中就包括另外几位著名的“拆城能吏”，比如被称为“拆迁大佐”的原云南普洱市市长沈培平、被称为“李拆城”的原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有“季挖挖”和“砍树市长”之称的原南京市市长季建业，还有吉林省舒兰市“史上最美最狠拆迁女市长”韩迎新……他们大都因拆迁腐败而仕途折戟。

　　身处城市化浪潮之中，城建确实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热点议题，城建也并不必然导致腐败。但从那些倒台的“拆城能吏”的案例来看，问题往往在于扭曲的政绩观会给腐败可乘之机。要超越城市的发展实际和可承受能力，强力推行一系列形象工程，必然要求地方主政者在决策时非常“霸道”。这意味着“一把手”会不顾反对意见，意味着“拆城能吏”说一不二，甚至意味着公然违抗中央政令。

　　地方官员如果太急于出成绩，不按常规行事，就容易被扭曲的政绩观引向歧途。从现实来看，那些喊出“三年有起色，五年大变样”口号的官员，未必都像沈培平、李春城、季建业他们一样涉腐涉贪，但这种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无疑有极大的隐患。当“拆城能吏”罔顾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之要求，自以为是地当起“城市设计师”，不仅会让百姓遭受更多的折腾，更会打乱城市健康发展的节奏。

　　无论是碌碌无为的庸官，还是激进冒失的“拆城能吏”，都不是城市之福。单从结果看，官员在任期内大拆大建，确实能给城市带来一些新变化、新成绩。但必须明确的是，在评判地方官员的行政作为时，从来都不存在“将功补过”这一说。如果有哪位“拆城能吏”以为靠“大干快上”能给自己求到护身符，能让自己在犯事后获得从轻发落，这个如意算盘恐怕打错了。从城市自身的客观实际出发，尊重城市建设的规律，敬畏民意，才能想出比大拆大建更科学的城建方略。文/苏剑一(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