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学者聚北京 讲述一战华工鲜为人知的海外生活

　　中新网11月26日电 据法国《欧洲时报》报道，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战场十分惨烈，英法等国伤亡巨大。协约国经与当时中国政府商榷，同意在中国招募华工，“以工代兵”参战。协约国在中国共招募华工共14万人，绝大多数来自山东，到法国、比利时前线服务。中法学者近日相聚北京，分享研究成果，缅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协约国服务的华工。会后，法国滨海大学历史系华裔副教授马骊、原山东省威海市档案局局长张建国、香港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张岩接受访问，讲述一战华工鲜为人知的一面。

　　招募：逾八成一战华工来自山东

　　整个一战期间，英法两国共在中国招募约14万华工，其中，英国招募华工约10万，法国招募华工约4万。在14万华工中，超过80%来自山东省。马骊说，“英国在山东招的华工数量超过8万，法国在山东招的也占绝大多数。而他们之所以主要选择山东，主要因为这里的人个子高大，且更适合法国当地的气候。”

　　当时，法国招募的非技术工人一天可以赚1法郎。技术工人和翻译，则可以赚得更多。在当时，这样的待遇非常丰厚，招工信息发布后，吸引大量农民踊跃报名。

　　不过英法两国开出的录用条件非常严格：劳工必须通过严格体检，牙齿不齐、沙眼病患者一律被淘汰。很多来自农村的华工仍留着的辫子被要求剪掉。

　　张岩说，“华工知道到万里以外的法国是非常危险，并且还要面临家庭的阻力。比如有一个姓韩的华工，他家人为了阻止他应募，让他大哥专门到火车站去阻止他，但韩姓华工一定要去，他大哥无奈，只得剪下他的辫子回家向父母复命。从中可以看出，应募的华工事实上具有较强的冒险精神”。

　　应募成功后，华工们在华工营生活一两个月，期间接受一定培训。在营地期间，管理者会向华工进行宣讲，并引导华工学习西方体育项目，鼓励华工习武甚至举办华工武术运动会。

　　旅程：数十艘运送华工船只被德军攻击

　　待招募到相当数量的华工后，英法两国便组织华工登上轮船，这是他们中大部分人人生中第一次航海旅程。旅途充满危险，华工不但要忍受病痛和晕船的痛苦，还要面临战争的危险。

　　1917年2月17日，德国鱼雷击沉“阿索斯”号(Athos)，造成754人遇难，其中华工543人。事实上，整个一战期间，数十只运送华工的船只受到德国潜艇的攻击，共造成750名华人丧生。在“阿索斯”号事件前，法招华工主要从上海附近的港口出发，经印度洋南端，穿过苏伊士运河，经塞得港，最后抵达马赛；或经停好望角，然后穿越大西洋，经直布罗陀海峡，最后抵达马赛。

　　德国鱼雷袭击事件之后，法国人不得不改变路线，让华工由威海或青岛出发，经太平洋，抵达温哥华，然后乘火车横跨加拿大，在大西洋海岸重新登船，最后抵达法国。

　　生存：文化、语言障碍

　　进入法国境内，华工们很快开始工作。英招华工负责英国远征军的后援工作，需要挖战壕、修筑公路和铁路。一些劳工营还被挑选出来维修、保养大炮。

　　而法招华工抵达法国后，则分布在军工厂、港口、仓库或矿场，也有一部分被安排到林场或农场干活。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华工中的技术工人还参与了坦克的设计。“当时有一些华工在兵工厂工作，他们就利用中国造船的技术，在坦克中开了眼洞以观察敌人。”马骊说。

　　随着在法国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华工渐渐适应了法国的生活，工作之余，他们画画、演奏乐器，甚至捡来炮弹壳在上面雕刻书法和图案，然后卖给当地民众。此外，也有华工和当地的女性谈起恋爱。

　　但总体而言，华工在法国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张岩说，“因为德军袭击、身患疾病，清理战场触发炸弹等原因，不少华工死在法国，还有不少华工受惊吓过度而得了精神病。”

　　到1918年，一战接近尾声，英国政府开始将华工送回中国。《一战中的华工》记载，1918年11月1日，365名华工最早登船回国，此后，英招华工陆续回到中国，到1920年9月13日，最后一批英招华工抵达青岛。

　　而法招华工因为参与战场清理与法国战后重建，他们中的最后一批直到1922年才重新回到中国。

　　后续：留法华工建成第一个华人社区

　　战争结束后，只有极少数华工留在法国。马骊告诉记者，“1922年2月后，留在法国的华工仅两千余人。他们之所以能留下，是得到了一份聘用合同或是与当地女子结婚。这些留在法国的华工，建成了法国第一个华人社区。”

　　事实上，也有一些法国女人与华工结婚后在战后就一起到了中国，但中法之间的文化差异太大，中国很多地区比法国落后太多，很多法国女人到中国后不久便通过法国大使馆回到法国，马骊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华工的法国妻子一直在中国生活。”

　　后来，留在法国的中国劳工分布在法国甚至欧洲其他国家。最后一位幸存者于2002年3月5日在拉罗谢尔逝世，享年105岁。

　　大多数的中国劳工战后还是选择了回国。他们当中一小部分人回国后投身革命或国家的政治改革，另外一部分人成为了无政府主义者，更多的人则重操旧业，继续当工人或农民。马骊最后表示，“不过，对他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一次独一无二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整个人生。”(白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