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家，晚餐时间总是热闹吵杂的，因为四个孩子总爱说个不停。我有二女二男，大女儿22岁、大儿子19岁、小儿子17岁、小女儿15岁，他们之间，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有时候，其中哪一个会让我也参与他们的谈话，问道：“爸爸，今天的工作还好吧？”大多数时候，我会说：“今天算是个好日子。”接着，他们又继续喋喋不休地说着他们的话。

　　最近，我开始反思，“好日子”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工作上，有四个因素，决定了我的每一个日子是好是坏。

　　行医挑战：解开病情的谜团

　　首先，好日子是，碰到有意思、富挑战性的奇难杂症病例。以癌症来说，这是个十分棘手的病症，也往往令人心烦，但它同时又很考工夫。我享受行医的这一点挑战，尤其当我有机会把情况变得更好的时候。

　　这就有点儿像抽丝剥茧解开谜团一样。起初眼前是模糊迷蒙的一片图景，接着逐渐清晰，看得出问题所在。然后审核证据，做点检验，拟议解决方案。困难越是辣手，找到答案越是满足。

　　其次，我喜欢跟病人沟通，了解他们的生活。我的咨询室就像间告解室。病人会毫无顾忌地向我娓娓诉说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不忠的丈夫跟女佣私通，经济衰退害怕被裁，最近又添了孙子，或者又准备到哪个遥远的国家旅游。

　　我会跟他们谈及那一天的热门话题——日益上涨的生活费，马来西亚政局，或者年度预算案辩论。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得益于专家的意见，我是应该支付咨询费的。

　　其三，我喜欢忙碌的日子。有人告诉我，说我在巡房时总是脚步飞快。我很享受高能量的感觉。通常清晨六点半就开始工作，晚上七点半才回家。知道病人在等着见我，所以我不在午餐时段休息，往往只喝一碗汤，或在办公桌前随便吃点东西。努力工作，让我觉得自己有用。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因素，病人进展良好，我最是开心。就像今天，在我写下这篇文字的当儿，是个好日子。八个星期前，一位来自缅甸的中年妇女虞女士来看我。她当时极度痛苦，脸色黄如柠檬，肝脏明显肿胀，硬如木板。

　　她罹患的是胆管癌(在肝脏内有管道，让胆汁从肝脏流向肠子)。由于癌症阻扰了输送管，胆汁无法顺利排出，结果溢到血液中。这些胆汁把皮肤变成黄色，病人时会全身发痒难耐，尿液也呈茶黄色。虞女士的癌症已属末期，因此不适合动手术。我们以每周一次的化疗展开她的疗程，那是最好的保守疗法。这种疗程，只有三分之一的病人会有积极反应；幸运的是，虞女士就属于那三分之一。她的癌症指数CA19-9 开始每周下跌。在过去的八个星期里，CA19-9从2009年1月的19708.9 U/ml降至2月间的72.2 U/ml (正常水平是0.0--37.0 U/ml)。看到她进展良好，我的一天也变得美好。

　　虞女士最新的电脑断层扫描显示，她的肿瘤已经明显缩小了。

　　行医挫折：尽了力还是救不了病人

　　当然，并非天天都是好日子。有些日子实在费劲——尽管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有的病人依然状况不佳。有些日子里，我同时感到气馁、生气、无助、彻底地混乱。但是总有那么一刻，我会想到还有哪位病人还需要我冷静、镇定地予以诊治，另一位病人则因患癌而生命受到威胁，尚须充分考验我的知识及精力。

　　无论每一天如何演变，我终究是从工作中获得最大的满足感。时而有人会问我，可曾宁可自己当初选修了其他学科，或会否劝阻自己的子女成为医生。这些问题实在令我不解。

　　每一晚在饭桌上聊天的时候，我必定跟孩子们分享每天的工作苦乐。好几次，他们真的愿意静下来听我说。我希望他们也能分享我的热忱，跟随我的步伐，有朝一日也披上白袍，成为医者。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文／洪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