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景远

　　德国《欧洲商旅报》社长

　　完善对“民主”概念的最大公约理解

　　民主体制，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西方式的民主模式。如今,只要稍有点见识的人,谁都不会否认民主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和潮流。大凡感受过民主好处的中国人，都会有当家作主的感觉,而其中也便有人恨不得明天就把它转运到中国，其愿望当然大多数是出于对自己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心、热爱和参与，只是中间有些人把问题简单化了。

　　其实就算已经有一个统一公认的“民主”的概念，但究竟什么才是最恰当的民主具体运用手段？究竟什么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模式道路？在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相似历史背景、社会文化、传统意识特征的世界史前提下，我们只能首先对现有的、但是出自于别人历史发展轨迹上的民主形式进行学习和思考。

　　适逢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国家经济成就举世斐然、政治改革形势日渐紧迫之际，作为肩负报道责任的媒体，尤其是处在海外工作环境下的媒体，平时触及到的与“中国民主强大之路”相关的话题已经越来越频繁。究竟怎样是对中国有利的民主思想？怎样又是本着一颗热爱与责任的态度却可能误入歧途？这两大原则是华文媒体在开展本职性新闻报道和评论之前首先应该确立的一个令自己信服的精神准绳。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工作中做到不受任何自身观点的潜在影响。

　　由于多种历史原因，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实际上对“民主”的认识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经验的或缺。今天，借用世界华文媒体大会这个全球行业界珍贵的交流平台，我们《欧洲商旅报》从自身的或缺出发，想就这个泊来的概念——“民主”，抛砖引玉地先谈一下自己的认知和理解，期望能与各位同仁进行必要的探讨，以期获得确认、补充或批评，并期望运用大家的认知智慧来营建一个概念的公约理解，共同完善一个我们都不太老练、却可能将频繁面对的课题，从而让媒体能更准确地为读者服务，对读者负责。

　　东西方民主土壤的结构差异

　　纵观欧美民主体制的诞生、建设和逐步完善的300多年历史，其民主体制的健全过程是紧紧伴随着欧美的社会发展特点和历史轨迹同步演绎的。这是非常重要也是极易为人们所忽略的关键。换句话说，它的体制特点是针对它自己的社会“体型”发育变化所作的最大程度的调整与定位。若把欧美的民主经验与操作要领，直接施加到另一个完全不同之历史成长特点的地区的话，则完全可能栽培出变了种的果实，一如“淮南为桔，淮北为枳”。

　　如果暂且撇开人的因素和东西方文化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别不谈，欧美的民主基础至少都共同建立在以下三个客观条件下：

　　一、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积累。

　　二、国民基本素质及受教育程度达到一个较高的平均水平。

　　三、占人口80%以上的社会中下层人口，均居住在较集中的大小城镇。

　　马克思曾经说过：“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百年来的经济发展，已完全超越了过去自然经济社会背景下1000年来的成就积累。” 第一个条件的首当重要性用过去15年来俄罗斯所经历的社会变革历程来做注脚是最直观有力的佐证。

　　1992年，俄罗斯在继承了前苏联的大部分权力和责任后走上了独立之路，正式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政治上，俄全盘否定了过去的政治制度，直接搬用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幻想快速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彻底消除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建立民主、高效的新政治制度和新经济。但事与愿违，新的政治斗争根本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无序，而当时薄弱的国家经济实力又无力支撑市场体制转型所带来的混乱，急速飙升的通货膨胀导致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失控，当初新上台政府的美妙诺言最终也惨痛破灭。

　　俄罗斯当时所采用的改革休克疗法，是借鉴之前玻利维亚在通过短暂两年的阵痛期后获得完全转型成功的相同经验。同样的方法，在不同的国家却产生了完全相反的结果，究其根本原因是两国在采取休克疗法前各自的社会综合经济承受能力完全不在同一个基础条件上。

　　分析第二个条件，拿印度来做实例应该最具有代表性。

　　比俄罗斯更糟地是：印度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不但缺乏良好的的经济基础，国民的基本素质也受平均受教育水平低下的制约。虽然当年的印度在全民还吃不饱饭的情况下毫不怀疑地头一口就吃下了本该是排在第四轮的“营养馒头”，但随之带来的苦果就是他们目前仍然还尴尬未尽的社会实际现状。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

　　日本自19世纪后半叶走上明治维新之路，随着社会经济实力的稳步上升，国民教育被提升到一个从所未有的社会认知高度，并就此进行了直到今天仍被完好维护的长久国民教育战略。客观地说，日本不但是在亚洲率先施行普及国民义务高等教育的近代国家，它也是当前国际公认的个人公民素质较高国度。这一点，对日本能顺利地实施其民主政治有着重要的加速意义。

　　关于第三点，中国的国情则同欧美有着最大的差异性。欧美国家在历史上历来以城邦建设为基础，而现代都市则以上班族、小工商阶层和贫民为主。即，社会的中下阶层都集中在城内，城外则都是土地拥有者——最小的也是个农场主，部分则拥有成千上万公顷的土地——农业人口仅在社会总人口的8%以下，其余地就是城里富商们的城外私家住宅、别墅、庄园。换句话说，城外是国家富人阶层的领地。因此，国家的发展大计只要针对都市集中搞好就行。这和中国的国情恰好相反：中国的富人或接受良好教育的人口则基本上集中在都市或近郊，并只占国家总人口的20%左右，而剩下80%分散在广大农村的人口，大多数是相对贫困及受教育程度低下者。

　　西方的人口结构布局给社会民主进程创造了极大的便利：底层广大民众容易在信息流通便利的都市环境下接触新事务的熏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容易集中构建，其结果是全民素质能进一步得到推动和提高；中国则长期处于农耕文明的历史环境下，居住方式首先服从于耕地的绵延形式，民众则多数依托家族共居，这就自然形成了一个以认同宗族为基础的人际观念，构成了特别明显的本位主义——小家第一，而后族亲，在外则保持同乡观念并形成帮派，独立的公民观念一时半会极难贯通。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把西方式民主拿来直接照搬的台湾议会其骨子里潜在的宗族帮派意识依旧盛行的原因，其结果就是把议政活动闹腾得令西方观众大跌眼镜。这实在是囫囵吞下西方民主原配方后造成消化不良的典型症状之一。

　　利益面前西方民主的不诚实一面

　　除了需要注重不同的民主萌发土壤环境可能造成的果实变异因素外，在对现有的、被认为最为成熟完善的西方民主思想的虔诚关注的同时，也应该保持在旁观角度所必需的怀疑精神。

　　大量的事实让人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所谓民主从来就不是绝对的，也从来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它是随着时间、对象的不同各取所需、内外有别。尤其当“民主”以一种“权利出口”或“义务关怀”的面貌出现时，民主其实已经是仅被当作了一种利用手段，其最终的服务目标则直奔国家利益。

　　举例来说，作为西方世界的民主典范，以“民主精神”为头号形象招牌的美国，其当前最大的“民主运动”就是举世瞩目的派遣15万大军在伊拉克推行民主。谁都记得，当初美国通过武力铲平伊拉克的理由，是因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美国的利益；但当后来找不到之前动武的证据后，理由又成了“伊拉克是一个专制国家，要给予伊拉克人民民主和自由”。

　　显然，这后一个理由是极具托辞性的。因为伊拉克的邻居——沙特阿拉伯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国家。沙特宪法明文规定国家的统治者是国王的子孙们，国王是由皇室家庭成员从内部选出来的。沙特没有国家选举，没有任何政党。沙特的首相和部长们都由国王指定。有一个权力有限的议会，但所有成员也都由国王指定。国王任命法官，国王本人兼任国家最高上诉法官。然而，由于沙特的国家资源和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沙特对美国的盟友姿态——美国却在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下，至今对沙特的民主权利还处在“没来得及发现”的状态下。

　　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坚决支持过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中的伊拉克一方。因为那时伊朗正在闹革命并扣押过美国人质，遏制伊朗势力在当时是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所以尽管萨达姆是独裁统治，美国照旧给伊拉克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和军事援助，包括可制造生化武器的原材料，而那时候的伊拉克人民的“民主”问题则压根就没有被提起过。到后来当伊拉克出兵科威特时，它开始威胁到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时，伊拉克的民主问题就被“义正词严”地提了出来，直到萨达姆的专制政权被推翻。

　　再看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靠军事政变上台，总统是自封的。但这个军事独裁总统却是美国的坚定盟友，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所以美国从来不想把在美国自己概念下已构成“非法”条件的穆沙拉夫推翻。

　　还有，美国一直以来反朝鲜独裁政权最“旗帜鲜明”的理由是朝鲜统治者的“民主黑暗”与“反人性”，但另一方面，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就是没有勇气承认，朝鲜一贯没能在国家利益上迎合美国式游戏规则其实也是可以被视作是朝鲜自己的“民主意志”而需加以尊重的。

　　作为切身感受者，中国人在打量西方民主精神时更不能忽略香港。

　　自从香港回归后，有人整天叫嚷着民主。在一片喧闹声中，一个重要事实却被忽略了：从1841年到1997年的150多年中，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从来就没有半点民主、也不见所谓的民主卫士们去向大英帝国要求民主。

　　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由英国皇室任命的总督掌管着香港一切行政管理大权，香港从来就没有过民选政府。考察当时的社会结构可以发现：立法委员会委员是由总督指定的，委员会的功能只是咨询和建议；内阁成员也由总督指定，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大部分内阁成员是英国本土的移民——这一套统治系统哪里有一点民主的影子！如果说英国在香港早期的殖民统治固然可以理解的话，但是，这种统治政策实际上一直被延续到上世纪末，绝对已经是历史的逆流！

　　英国就这样专制统治了香港150多年(也没有听说有哪一个民主国家曾站出来谴责英国的专制统治)并从香港获得了大量好处。直到最后英国政府意识到不能阻止历史回归的大趋势时，才突然想起了“民主”，并在和中国谈判时大打民主牌。这与其说是要给香港民主，不如说是给香港的历史回归制造麻烦。其实英国如果真要给香港民主，早几十年就有充分的时间来实行民主改革。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民主精神，最客气地评价，也应该说是“可疑”！

　　再举一个民主国家加拿大的事例。

　　除了一个可能称得上家喻户晓的白求恩，在普通的中国人中，对加拿大的历史、国情、政治体制还继续能说出点道道来的实在不会多。然而这并不影响加拿大如今在中国人中“耳熟”排行榜上的成绩，这应拜赐于加拿大目前是中国腐败分子藏污纳垢最“昌盛”的地区之一，其中自然也拜赐于赖昌星个人所作的一点贡献。

　　对其境内的每一个个人提供必要的人权保护是加拿大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崇高的追求目标。纵然是一个在国外罪大恶极、证据确凿的加拿大居民，加拿大政府依然需要忠实地坚守国家既定的人权价值观——是谓“人权、民主、平等”。然而，加拿大政府则不认为对赖昌星个人权利的维护是对中国的广大利益遭受赖昌星严重侵害的纳税人的人权践踏，是对占全球五分之一、在平等概念下同为人类的公愤的固执与漠视。“人权至上”这个概念在明知是司法过程亢长但仍不愿去作积极的技术性调整之现状面前，只能被解释成缺乏真诚；“理念”被“操作”过滤后，只剩下了“看起来还算人性”的外衣。

　　实施和深化民主的前提必须是加强经济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主是一种奢侈品。纵观西方所有民主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都存在着经济成就的获得远远早于民主政治发育这一普遍现象，也只有在人民普遍较富裕安康、同时公民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国家的民主政治这时候才能得到快速发展。

　　民主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国家权利再分配过程。国家权利集中，其有利的一面就是能相对高效地投入需要的社会建设。

　　中世纪以后，欧洲国家中法国之所以能最先崛起，是拜赐于路易世家使法国最先完成了中央集权体制；英国之所以能够进一步称霸，是其相继完成中央集权过程后比法国获得了更多的殖民收入，以至于在经济上拉开了同竞争者的距离；德国比这两个国家晚了几百年才取得统一，因此此前也一直默默无闻。但德国最终能有实力策动起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仅有的两次世界性战争，是缘于德国在吸收了英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少走了一、二百年的弯路。

　　印度忠实地执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模式，但印度当年并没有、甚至是在远没有达到西方的经济基础水平的情况下就放弃了国家集权的历史发展阶段，以至于人权利益反过来长时间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羁绊。印度宪法的设计师Ambedkar博士后来曾说：在没有经济民主的地方，政治民主难以成功。

　　俄罗斯近年来总算逐渐费力地走出了15年前的经济泥潭，但所依赖的却不得不又是重新回归国家威权的统治手段，也因此，普京只能充满假笑地面对布什对他“开历史倒车”的民主指责。

　　说起“老班长”俄罗斯的这份曲折，又不禁令人联带起对当年“六四”的假想：假如当年中国也过早地采取激进政治改革的方案，那么，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情况会是怎样呢？

　　15年前苏联宣布激进改革时毕竟还是一个军事强国，毕竟工业基础已经很庞大，毕竟国土大人口少，毕竟资源丰富。而当时中国的国力只为它的30%，人口却已经是它的600%。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模型来模拟，是不是任何一件因前苏联崩溃而得利的事，到中国可能会缩小到只有3%？而任何一件因前苏联崩溃而倒霉的事，到中国会扩大到900%？不妨可拿土地、企业等来举例论证一下。虽然实际推理结果可能不至于那么遭，但一定不会离这个假设过于遥远！

　　其实，抽象地谈一个体制的优劣没有意义。看一种体制的优劣，是要看这种制度与特定国情结合所造成的收益成本的比值大小。西方的民主模式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条件来说，制度收益要大于制度成本；但如果一种制度移植到条件相对滞后或不足、其制度成本被证明可能会超过其制度收益时，剩下的便只是一个不再需要动太多脑筋就能回答的简单选择题了。

　　无论怎么讲，只有中国经济越是发展和强大，中国式的民主才越有可能发育、成长和深化，也才越有保障；历史地看，也只有实力发展到必要程度的国家才能得到必然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