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王同志”、“小王”、“老王”———中国人对一个人的称谓可以拿捏得恰到好处，外国人却是一脸迷茫。每一次中文老师的解释总会落下一片叹息：“中文太难了！”

　　但学中文的外国人依然越来越多，遍及世界的“汉学热”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拉多萨夫•普西奇是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院长，他对孔子学院学生的一次调查显示，在回答“你为什么到孔子学院学习汉语”时，75%的学生表示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特别是中国独特的文化。

　　今天，当世界与中国都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汉学又该以怎样的姿态继续向前？10月30日—11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如期迎来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170余位知名学者从世界各地赶来，提示我们，在“汉学热”的背后，需要冷静地思考。

　　汉学正在进入新阶段

　　在这届汉学大会上，一个声音由弱变强，最终成为大家的共识，那就是——“汉学，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

　　对于汉学的起源，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一直认为，“它是在16、17世纪，西方文化传播到东方，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开始接触、碰撞和交流时诞生的。”

　　“中国经典在海外的传播最开始不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是被西方人介绍到西方的，这是最早的一个过程和汉学形态。西方关注的主要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宗教等，所以他们翻译的都是中国古代典籍。”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看来，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开始，西方人对中国了解的过程也更加丰富和宽广，于是，汉学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向“中国问题研究”延展。现在，他们“可能更关注当代中国的发展”。

　　杨慧林说，“新汉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长开来。现在的“世界之中国”，不再是被动卷入的中国，而是中国主动地参与。因此，一方面中国更希望世界了解自己，另一方面世界也希望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这一切给汉学新的繁荣提供了特别好的机遇”。他同时认为，传统汉学的研究方法、视野均与中国主流学术、本土学术有所不同，而现在汉学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是，与中国的主流学术、本土学术有更直接的交往，在研究方法上需要沟通、交流、对话，在材料上需要中国主流学界的参与。“我觉得这也是汉学新阶段的标志”，杨慧林肯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