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末，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在沪举行，上海、天津、辽宁、浙江、山东、广东、江西、厦门、南京、武汉10个省市试点启动建立人体器官捐献体系。

　　会上传出信息，我国到去年累计完成86800例肾移植、14643例肝移植。国际常见的器官移植手术，我国几乎都能做，但器官紧缺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每年约100万人需肾移植，约30万人需肝移植，仅1%左右的人获移植。

　　1982年，上海市红十字会率先在全国开展遗体捐献工作，并于2001年3月1日施行全国首部地方性法规《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上海，器官捐献工作也只刚开了一扇窗；更准确地说，窗户才开一条缝。

　　遗体捐献者是太少，还是需求者过多？

　　遗体捐献了，去哪里祭奠亲人

　　“爸爸妈妈，我带来了你们最爱喝的热咖啡，不久后会来陪你们，让我们共同关注这支奉献队伍的发展。”70岁的李豪一字一顿地敲击键盘。

　　他是福寿园遗体捐献网站的常客，几年前为已故双亲创建网上纪念馆。浓浓相思，化作句句问候，铺满便捷的网络祭奠平台。

　　李豪有三重身份：志愿者，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志愿队副队长；登记者，1991年登记捐献遗体；遗体捐献实现者的家属。1983年，他的父母在金婚日办妥手续，成为上海首批遗体捐献者。1992年、1993年，二老先后辞世，实现愿望。随后，李豪和妹妹李华也加入了“这支奉献队伍”。

　　起初，他有困扰——遗体捐献后，去哪里祭奠？“想转变观念，先要解决这只拦路虎。”李豪很感谢市红十字会和福寿园，帮自己做了回答。

　　2002年3月，市红十字会在福寿园建立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一年后，遗体捐献者纪念馆在碑旁开馆；2006年3月，市红十字会再次与福寿园合作，推出遗体捐献纪念网站，以方便捐献者家属上网祭扫，寄托哀思。

　　近几年，“奉献队伍”逐渐壮大。从市红十字会网站提供的数字可见一斑：截至去年底，本市共4711人捐献遗体，约占登记总数(22986人)的20%。

　　捐遗体和捐器官是两码事

　　祭奠场所找到了，麻烦事却没断。

　　“起初我认为，捐遗体自然包括捐器官。”李豪很快发现，这个“毋庸置疑”的想法，与事实不符。

　　据报道：我国每年约150万人需移植肝肾等大器官，从2003年到今年5月，中国内地仅130位公民逝世后捐献大器官。

　　李豪希望，身上有价值的器官，被充分利用。但看到“6年130人”的“惊人”数字，不免倒吸一口凉气。

　　上海已有近5000人捐遗体；放眼全国，每年却只有约20人捐大器官。“因为在我国，捐器官和捐遗体是两码事。”李豪解释，两者的接收单位、申请程序都不同。“医学院接收遗体，用于医学教学、科研；医院接收器官，用于救死扶伤。”

　　各器官中，角膜捐献者最多，截至去年，本市共47人捐献角膜，约占登记总数(3954人)的1%。和捐献遗体的4711人和20%，没法比。

　　登记时，捐遗体和捐角膜要分开申请，各走一遍程序，李豪当年就“吃过一回药”。“我一直以为，捐遗体肯定包括捐角膜，没想到要另外申请。”他登记遗体捐献10年后，才发现角膜没登记，赶紧补上。

　　捐角膜能补登，其他器官呢？“我年纪大了，有些器官老化，不能捐，像血液、皮肤和角膜，应该还能派用场。”李豪怀揣美好愿望，却申请无门，找不到合适的捐献机构。“由此造成多少器官浪费，太可惜。”

　　假如戴安娜王妃在中国……

　　1997年8月31日，英国王妃戴安娜遭遇车祸，弥留时决定捐献器官。经过迅速匹配，她的肺、肝、肾、胰、角膜和部分皮肤成功移植给法国、芬兰、比利时等国的8名病人。

　　听到这个消息，李豪深受触动。“假如戴安娜在中国，想实现器官移植，很难。”

　　我国捐献者死亡后，家人需提供医院死亡证明和公安机关殡葬证明，才能完成捐献。死者户籍所在地离医院较远时，办手续通常就得耗费不止一天。“如遗体仅用于教学和科研，这点时间还等得起；而一旦涉及器官移植，容易耽误最佳时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夏强介绍，做器官移植，必须争分夺秒。以肝移植为例，一般分两种情况：

　　热缺血。从器官停止血供，迅速降温到4℃，到移植后重新开放血供，有效时间是5-15分钟。心脏停跳5分钟后，如没有复苏迹象，应及时取器官，才能保证移植有效。

　　冷缺血。心脏停跳后，在肝脏周围敷上冰，放入4℃保存液，到移植后重新开放血供，理论有效时间可达24小时，实际上一般最多10小时。

　　“按此要求，我国目前的遗体捐献，只能用于医学解剖，无法利用器官。”夏强说。

　　在李豪看来，戴安娜实现愿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完善的欧洲器官捐献库。“我当年报名后没做体检，接收单位不知道捐献者的器官信息。尽管我国器官移植需求多，但由于缺乏全国联网的数据库，很难及时找到匹配的供者。”

　　李豪建议，简化手续，申请与社区基层结合；登记后长期跟踪捐献者，从而提高器官利用率。

　　志愿者心有余而力不足

　　11年前，李豪居住的学前街152弄，因19人登记遗体捐献被评为科普特色里弄，并入选市精神文明十佳好事。“一条小弄堂，比有些区全区登记人数还多。”

　　以李豪兄妹为代表的多位志愿者老人，言传身教，带动一批邻居。李豪却说，这只是“滚雪球式的小作坊发展”。起初有点效果，但很快遭遇瓶颈，老人的精力和能力毕竟有限。

　　李豪年过七旬，硬朗、矍铄，任遗体捐献志愿队副队长多年。说起志愿者，他感慨颇多。

　　老朋友方敬东，比李豪小10岁，早年登记遗体捐献，1998年开通上海市唯一一条遗体捐献家庭咨询热线。近年来疾病缠身，两年前患肺气肿，几乎失声，热线被迫中断。

　　70多岁的李瑞玫，多年服务虹口区。想捐献但不了解程序的，或家人不支持的，都找她帮忙，办登记手续、做亲属工作。几年来，她帮助30多人，步履日渐蹒跚。

　　在徐汇、卢湾、浦东等地，有多支志愿者队伍，主力军都是老人。全市最早诞生的“徐汇区遗体捐献志愿者之家”今年5岁，设在华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二、四，有志愿者接听热线电话。但记者从8月底开始，尝试拨打多次，始终无人接听。徐汇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志愿者普遍年老，考虑到健康原因，夏天一般在家避暑。

　　市红十字会下属多支志愿队，分头宣传献血、捐造血干细胞、捐遗体等事业。“我们这支分队，平均年龄‘遥遥领先’，服务力量最薄弱。”李豪无奈地说，平时不定期活动，志愿者经常聚聚，相互取暖。“年龄偏大，宣传效果不够好。”

　　盼资源共享，防器官浪费

　　李豪期待更多年轻人参与，“我们都老了，这项事业需要新鲜血液。中国的器官资源这么丰富，如果好好发展，将延续许多生命。”

　　他期待专门的遗体和器官捐献中心早日建立，统筹安排，资源共享。“我听说，市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部编制有限，既要管献血、捐造血干细胞、捐角膜、捐遗体，又要负责日常的志愿服务工作。”李豪说，“如果遗体捐献数量突飞猛进，管理部门很难保持正常运作，志愿者的力量也远远不够。”

　　有关资源共享，夏强的想法和李豪不谋而合。“建立器官资源共享平台，很重要。上海各医院的病人信息和器官信息比较闭塞，容易造成器官浪费。”夏强介绍，美国有UNOS(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平台，全国共享器官捐献的信息。“在全国实现联网前，可以先在上海做尝试，优化整合器官资源。”

　　夏强指出，应该由一个中立、独立、高效的机构来运行捐献程序，透明、公平、公正地分配、使用器官，医院不能参与管理器官捐献。“另外，要多宣传器官捐献的价值，让捐献理念被社会广泛认可。”(曹刚 吴婷)

　　焦点链接

　　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仁济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夏强介绍，我国器官移植主要有以下来源。

　　- 活体移植 有较大限制：一是从健康人身上提取部分器官，可能对身体造成一定影响；二是即使家庭成员愿意，恰好找到匹配的供者，却可遇而不可求。

　　- 器官捐献 这在国外是主要来源，应该成为我国今后的主要来源。“每年中国交通事故致死高达10万人，假使有1/10捐献器官，就能达到1万人，意义将会很重大。”夏强说。

　　焦点背景

　　遗体捐献在国外

　　不少国家颁布了《器官移植法》《器官捐献法》《器官移植伦理指南》等一系列法规，捐献遗体和器官成为公民应尽的义务。

　　西班牙的器官捐献率全世界最高，每百万去世人口中有34至36人捐献器官。相比之下，我国的捐献率不足西班牙的千分之一。

　　美国公民考驾照时要回答“是否愿意捐赠器官；捐部分还是全部”。回答印在驾照背面，并要求签字同意。一旦发生车祸等意外，可及时提取器官。

　　英国国会1952年通过器官移植法，规定只要死者或家属不反对，医生就可提取器官。

　　前苏联1937年立法规定，无需死者家属同意，就可提取遗体的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