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来自深圳的农民工，他们从1990年代开始便在深圳的各大建筑工地从事孔洞爆破工作，至今已有10多年。由于长期吸入大量粉尘，多人经普通医院检查被疑患有尘肺病，但职业病医院却拒绝给他们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原因是这些工人没有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不给他们出具职业病检查委托书。

　　前段时间，河南新密市农民张海超，为对自己的“尘肺病”进行职业病鉴定而历经曲折和磨难，悲愤无奈之下，不惜“开胸验肺”。但这种悲壮，并没有从根本上推动职业病鉴定程序的完善和进步，近日又传来云南13位民工申请职业病鉴定遭拒、要求开胸验肺的消息，接着又是深圳……这样的悲剧会有终点吗？谁也不知道。

　　在某种意义上，张海超是幸运的，因为他的遭遇得到了省委书记批示，并最终获得60多万元的赔偿。然而不是所有的后来者都这么幸运，可以肯定的是，“开胸验肺”和“跳楼讨薪”一样，将会成为一种维权常态。在笔者看来，只有加快修订《职业病防治法》、《工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才能打破农民工维权的法律“玻璃门”。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职业病诊断应当综合分析病人的职业史，分析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现场危害调查与评价，需要用人单位提供有关职业卫生和健康监护等资料。不过在现实中，用人单位谁愿意“自证其罪”？正如有医生指出的，“得了职业病，还得单位开具证明才能鉴定，说是让高污染企业凭良心办事，其实恰恰给企业留下了能钻的空子。”这一规定的存在，就像给法律安了一道“玻璃门”，劳动者维权时看得见、进不去，一进就碰壁。

　　联系现实，这样的法律“玻璃门”不在少数。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维权程序漫长，已成为当前农民工工伤维权的“拦路虎”。如果将工伤认定程序的三个阶段——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待遇索赔——完全走一遍，平均需要484天，约16.1个月(《中国青年报》8月6日)。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有多少农民工有勇气、有精力走完维权之路？又有多少农民工对此望而却步，被迫打落牙齿往肚里吞？

　　细细检视下来，其实我们会发现，不少法律法规对劳动者来说“太苛刻”，而对用工单位“太宽松”，与欧美等注重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国家的法律相比，真是“大异其趣”。这是造成在我国资方过于强势、劳方权益经常被侵犯的重要原因。

　　法律的一大功能，就是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公平的法律应该让各方展开平等的博弈。在此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审视，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职业病防治法》、《工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还存在哪些阻碍劳动者维权的“玻璃门”？这同时也提醒立法机构，只有实行民主立法、开门立法，社会各阶层才能获得平等参与立法的机会，才能最终实现“良法之治”。(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