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为病人着想，是个干干净净的医生——这是报道中有病人对于这位女医生的评价。如果不能“为病人着想”，想来她也做不到“平均单张处方不超过80元，至今还常开两毛钱的处方”，自然也就不至于“一家三口18年来住的房子不足50平方米，读大学的儿子，至今还睡在阁楼上。老家的人到武汉，一家三口要挤儿子的阁楼，把床让给老家人。”

　　“两毛钱的处方”原本是正常的，因为医生就该“花最少的钱让病人治好病”，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进一趟医院少则一百两百，多则数千上万，获得“两毛钱处方”的治疗，确实很少见。

　　而这，正是“两毛钱处方”引起舆论感动和共鸣的关键所在。不过，“两毛钱的处方”其实与医德无关。公众最反感的，当属医生收红包、吃回扣等“趋利”泛滥现象。在群体性价值趋向的反衬下，这种“替病人着想”的医生自律感太过稀有，是故“两毛钱处方”才被无形中上升到了道德标准的高度。

　　出于对医德沦落的焦灼，“两毛钱处方”再一次引发人们对于医德回归的深深期许。但不管我们怎样去褒扬“两毛钱处方”的高风亮节，也难以产生太大的辐射效应——只恐“两毛钱处方”载不动许多愁。单凭个体微薄的道德力量去试图扭转，恐怕无济于事。

　　医德缺失，制度不能缺失。再不对当下的医德异化予以整肃，“两毛钱处方”成为最后的绝响，几乎是一种必然。(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