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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艾滋病流行仍处于快速增长期；性传播成为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更易蔓延至一般人群；疫苗研究失败之后再露曙光

　　本刊记者/蔡如鹏(文) 甄宏戈(摄影)

　　11月24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上海发布了《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同时，中国卫生部也发布了我国的疫情报告：截至今年10月31日，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近32万例，其中艾滋病病人10万余例。此外，报告的评估结果显示，到今年年底，中国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总数估计将达74万人。

　　12月1日是第22个世界艾滋病日。在此前夕，《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研究员。

　　感染人数：曾经预测1000万，目前估计74万，仍处于快速增长期

　　中国新闻周刊：多年以来，包括你在内的许多专家一直都在呼吁重视艾滋病，加大投入。对于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曾有人警告说“将来要是不控制好，到2010年感染人数将达到1000万”。但今天的事实是，估计中国只有不到100万的病人和感染者，艾滋病的威胁在中国是否被夸大了？

　　邵一鸣：1000万是1998年国家在制订(防控艾滋病)中长期规划时国内外估计数据的中位数。这是基于当时的敏感人群、高危行为、国家的投入等因素，假设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结果。

　　我作为专家组的成员，承担测算国家规划至2010年艾滋病的控制目标，最终将它确定为150万，即我们的防治目标是要防住有可能发生的85%的感染。目前来看，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刚刚发布的《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中，有关中国的数据是如何得到的？

　　邵一鸣：这个数据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实际的数据，即我们查出来的报告病例有32万。另一部分是估计性数据，主要是针对一些高危人群，比如吸毒人群、性工作者，和一般人群的抽样检测，由此得到的平均感染率，再乘以总人群，最后相加而获得的。对于艾滋病数据的统计，各国采取的策略不一，发达国家多以报告数字为主，较少采用估计的方法，主要看每年检测和流行病哨点查出来的多少，来了解疫情状况和各年间的动态变化。因为估计数据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把握性不如检测和监测数据高。

　　中国新闻周刊：估计数据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

　　邵一鸣：从技术上讲, 艾滋病各类高危人群总数不易把握，造成用抽样结果推算总体的精确度受阻。非技术因素包括行政干预。因为估计数字要经各地行政部门认可后才可逐级上报。这就可能出现一些地方不愿意排在前面，他们报上来的数据就有可能偏低；也有些地方希望数字偏高，这样才能得到中央政府更多的经费支持。行政因素的干扰在我国现有国情下是消除不了的。所以实际检测数字的可信度更高，是说明动态疫情变化的最好数据。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艾滋病在中国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从新的数据看，有什么变化？

　　邵一鸣：现在仍然处于快速增长期。应该说，中国目前还是处于流行压力很大的阶段。

　　传播途径：性传播超过吸毒和血液传播，更易蔓延至一般人群，令防控难度加大

　　中国新闻周刊：新的报告称，当前艾滋病在中国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已从血液传播转向性传播，怎么看待这种转变？

　　邵一鸣：性传播现在超过了50%，这就意味着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的速度会加快。从以吸毒和血液传播为主，转变到以性传播为主，很多国家用了5年时间。我们国家差不多用了15年的时间，但是它还是到来了。

　　这一转变意味着未来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难度会更大。因为吸毒和血液传播人群比较局限, 对这些途径我们有有效的技术手段加以阻断，但是如果以性传播为主，情况就复杂多了，因为性活动是人们普遍的行为，所以疾病更容易通过这种途径传播到一般人群, 阻断技术也复杂多了。

　　中国新闻周刊：同性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已占到传播总数的32%，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邵一鸣：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数据，但是我们现在对这个人群的了解，只是冰山一角，不像我们对吸毒人群、性工作者的了解那么多。对于同性恋人群，我们的工作网络还在建立之中，对这个人群的检测数量是很少的，而且干预的手段和措施，也不像对于吸毒人群、性工作者那样，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

　　中国新闻周刊：有消息称，卫生部已经考虑明年把农民工作为重点防制的群体，加强工作力度。这是出于什么考虑？从已有的数据看，农民工的感染率是不是很高？

　　邵一鸣：并不是说这个人群现在感染的比例有多高，这方面数据还比较缺乏。把农民工作为防控重点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农民工数量巨大，有2.5亿之众；第二，他们的流动性很大，而且是双向流动，一年内可在城乡间来回一到几次；第三，他们一般以青壮年男性为主，他们不跟家庭在一起，可能会有一些异性甚至同性性活动，所以具有感染的风险；第四, 他们往往游离于常规的预防控制体系之外。

　　疫苗研究：失败之后再露曙光，中国有创新性技术

　　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美国分步试验的失败，对整个艾滋病疫苗界产生了空前的震动。现在的情况如何？

　　邵一鸣：今年，在泰国开展的第一、二代疫苗的联合临床试验上已取得突破。在16000人的试验中，疫苗的保护率有31.2%。这是在研制艾滋病疫苗的25年摸索中，第一次看到一线曙光。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比率达到多少才能向市场推广？

　　邵一鸣：应该达到60%以上。所以，现有疫苗的这个效率还是不够的，但是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过去有些人比较悲观，认为这个病毒太难对付，根本做不出来疫苗，不用再做了。对于这种悲观情绪，这次的结果是一个最好的回应。

　　中国新闻周刊：在疫苗方面，中国的进展如何？

　　邵一鸣：我们在艾滋病疫苗研制方面，有跟踪的研究，也有创新性的研究。国际上搞了二十多年，基本都不敢碰活的疫苗载体，但在十几年前，我们就决定用活载体做疫苗研究，现在, 许多国家都在向活载体疫苗转向。对于这个疫苗的安全性，我们是非常有把握的。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支持下, 该疫苗己完成I期临床一期试验，计划明年向二期临床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