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动物卫生体系缺位明显

　　——专访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院长赵德明

　　“要让更多的人明白，食品安全问题也好，甲型HINI流感也好，都是可以用相对很小的代价控制住的”

　　本刊记者/杨中旭

　　“近年来一系列公共卫生事件表明，如果从源头开始治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院长赵德明日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

　　早在2003年，赵德明就曾上书国务院，呼吁重视动物疾病防控工作。2009年5月11日下午，赵德明在办公室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4年前采访你的时候，你曾经说过，SARS之后，中国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呈几何级增长之势。不久前温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家又决定投入50亿专项资金保障防控，联想到中国的疫情非常轻，这是否证明了加强投入的重要性？

　　赵德明：现在是在堵啊，比如各个机场都要配备检测甲型H1N1流感的设备，就要很大一笔钱，研制疫苗也需要几个亿的投入。

　　但是，我们还没有从源头上开始治理。我们可能刚刚才意识到源头治理的重要性。

　　因为留学和学术交流的原因，我在美、欧、日都长期居住过，这些发达国家的动物卫生体系非常健全，很多中国现在还存在的动物疾病，在这些国家几乎都已经消失了。这些国家的学者，听说中国的猪还会有瘟疫流行，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说，发现了，就地杀掉掩埋、对猪圈进行消毒封锁不就解决问题了？如果牛出现一点问题倒还情有可原，因为牛需要放牧，活动范围比较大，很难完全封锁。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能够把猪瘟消灭在摇篮里的动物卫生体系，主要靠什么？

　　赵德明：靠法律，靠人。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兽医法》。理想的格局是，在这部基本法下面再有若干部涉及检疫、防疫等方面的单行法。而我们现在只有一部《动物防疫法》，只要一出问题，实际上要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这部法律的范围，这不就成了无法可依了吗？

　　2007年《动物防疫法》修改，我参加了专家论证会，看到征求意见稿里一处关于兽医的规定，觉得很荒唐：“从事相关专业3年以上的，方有资格申请兽医师。”助理兽医师的申请也是3年。我当时就说，你不能把门槛放得这么低，起码还是要上大学。好在后来法律修改成申请参加执业兽医资格考试的人，须“具有兽医相关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这是一个门槛，兽医有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就更容易把瘟疫消灭在萌芽中。

　　中国新闻周刊：好在我们从2007年开始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赵德明：意识到了，但体系仍很薄弱。这一次的医改里面，凡是涉及公共卫生方面的内容，几乎没有动物卫生体系的份儿。

　　中国新闻周刊：医改里有一句话，就是每个乡镇都建一所卫生院，每个村都建一个卫生室。

　　赵德明：兽医院和兽医站，也应该深入到每个乡村。如果这样，就不会发生一有疫情就依靠疫苗这种事。

　　甲型H1N1流感其实不算那种非常严重的流感。还有禽流感，我们兽医口在1996年就已经有人报上来了。如果能够把它控制住，做好隔离，无疑是更好的办法。西方发达国家在控制这一类动物疾病时，很少采用疫苗这种事后防治的办法。

　　科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尊重规律，才会找出好办法。相对于大规模的投入，科学合理的机制才是第一位的。

　　中国新闻周刊：可即使是科学合理的机制，离了钱也是不行的。

　　赵德明：有时候，钱还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几年前，西部一个地区出现了新型口蹄疫，领导都去了，但疫情控制得并不算得力——后来还是有几千张牛皮被运到了东南沿海贩卖。

　　按照政策，死一头牛，中央财政补1/3，地方财政补1/3，农民自己负担1/3。可是，中央的钱能到位，地方财政——县里面哪有钱给你补？这种情况全国都很普遍。那么，农民就要承担2/3的损失，一个牛场，是他的命根子，全杀光了，你让他怎么活？除了瞒报，农民没有别的办法。

　　这一类的瞒报，和地方行政长官有什么关系？他能做的，都做了，可没有相应的保险机制，瞒报是他无法避免和控制得了的事。

　　据我所知，很多大学的实验室，有时会受到农场的邀请，去给那里的动物病情做诊断，有时还要把样本取回来化验。那么，那里发生了疫情，大学实验室也是知道的。但大学实验室也不肯声张，为什么呢？因为国家要求疫情发布必须由指定兽医站来做。大学要是报上去，还会吃不了兜着走。

　　出现了这种事情，实验室告诉农民，农民静悄悄地掩埋了事。

　　我在2003年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很重要的一条意见就是让大学实验室参与到动物防疫的第一线来。现在的兽医站倒是建了不少，但平时很难运转，只有出了事，上边派了任务才开始忙活。而动物的疫情，重在日常的防控。

　　所以我要呼吁，要让更多的人明白，食品安全问题也好，甲型H1N1流感也好，都是可以用相对很小的代价控制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