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性繁殖”、“批量复制”……这些名词让社会学家、伦理学家以及大众都感到了忧虑甚至是惊恐，最为极端而可怕的假设就是有人担心，如果再出现像希特勒那样的疯子，他会不会大量克隆自己，那整个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当然，大部分学者还是从身边的常情来考虑，更多地关注伦理问题。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的母亲去世，你伤心欲绝，于是利用母亲的细胞重新克隆出了一个“母亲”，然后，怎么办呢？你将你的“母亲”从小抚养大？你和“她”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违背了我们人类最起码的伦理评判规则。所以，这就是当前围绕克隆讨论得最激烈的话题——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可以说，从来没有一项科学技术像克隆这样引发了如此热烈而又持久的伦理争论。

　　其实，从技术层面上来看，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并没有什么差别，都是采用了核移植技术，只不过一个为了治疗，一个为了造人。治疗性克隆对于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相当于有了一个后备的器官存储库，而且因为是自己的细胞克隆出来的器官，完全避免了最让患者和医生头痛的器官排异问题。因此，胚胎干细胞研究是治疗性克隆的主要内容。

　　但即使治疗性克隆也存在着巨大的争议，这不仅从道德上涉及到人类胚胎究竟是不是一个生命，应该如何规范使用的问题；另外，在社会学上，可能也会更加体现出贫富差距所造成医疗救助的差异——即使有了合适的克隆器官，或许也只是为富人服务的。因此各国对治疗性克隆的态度也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英国是允许治疗性克隆胚胎研究的；但在相距不远的德国，1990年就制定了《胚胎保护法》，即使是用于治疗目的的基因疗法也不被认可。封杀治疗性克隆实际上就是封杀胚胎干细胞研究。

　　在美国，布什政府一直对胚胎干细胞研究采取政治压制态度。2001年8月，时任总统布什宣布对胚胎干细胞研究设限，规定联邦政府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资助仅限于研究当时已有的胚胎干细胞，不得资助从新胚胎中提取干细胞进而开展研究。近年来，关于联邦政府是否应进一步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问题曾数次在美国引起激烈争论，取消上述限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布什一直认为，从胚胎中提取干细胞无异于“故意摧毁人类胚胎”，这是他本人“不能跨越的道德底线”。这也代表了美国相当一部分保守人士的观点。

　　不过，美国科学界和公众普遍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2007年6月20日，美国“拉斯穆森”民意调查公司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相信，胚胎干细胞研究会有助于人类治愈某些顽疾。同一天，美国《科学》杂志网站公布的调查显示，半数以上因不孕症进行体外受精并移植胚胎的美国人，愿意将多余胚胎捐献出来用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美国科学促进会也发表声明说，科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胚胎干细胞是极有前景的研究领域，通过这项研究有望找到攻克人类诸多顽疾的新疗法。

　　民意和科学界的呼吁始终没能改变布什的立场。倒是奥巴马在上台前就明确表示支持胚胎干细胞的研究。2009年3月9日，不出意料地，新晋总统奥巴马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解除对用联邦政府资金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限制。

　　然而，这项政策短期内不会给美国已经有些落后的胚胎干细胞研究带来显著改观，因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还需要时间制定该国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规范，并确定用联邦政府资金何时以及通过何种方式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此外，美国现有法律仍禁止用联邦政府资金制造人类胚胎干细胞，也就是说用非联邦政府资金制造的胚胎干细胞在被研究时才有可能得到联邦政府资助。

　　早在2003年12月，我国就颁布了《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而且和欧美文化背景不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并不认为干细胞研究有什么不妥。同时，中国也没有像欧美严格的干细胞研究管制，这使中国的干细胞研究能够迅速缩短与国外的差距，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与此同时，低廉的工资和低廉的实验材料价格使得中国目前的干细胞研究具有一定的优势，而中国顶尖的干细胞研究专家本来就是出色的医生，这也使得他们可以每年用自己的技术诊治上百的病人。(谭玉龙 陈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