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曾经中国热:中国人可能是诺亚最亲近的后裔

　　-演讲者：张国刚

　　-演讲话题：西方的中国观

　　-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

　　-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等

　　-演讲者小传

　　张国刚，汉族，1956年生。1988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系主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张国刚教授曾在海外留学和执教多年。主攻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和西方汉学史。著有《唐代藩镇研究》、《唐代官制》、《德国的汉学研究》等多部著作。

　　通过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以及传教士来中国的著述、翻译的诸多文献，欧洲形成了一个“中国热”。有一幅油画，画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许多瓷器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西方如何认识中国？

　　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有关中国的记忆，比如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第四卷就有关于中国的一些揣测，还有“赛里斯”、“契丹”等等这些对中国的称呼。

　　如果说16世纪是葡萄牙人的世纪，那么，17世纪就是荷兰人的世纪。荷兰人通过其独特的东印度公司贸易体系和无数快捷的帆船，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手中瓜分东方的海洋霸权。荷兰人之后就是英国人、法国人，此外，还有一些北欧的小国。他们到东方来，不是来旅游的，是来做生意的。在广州，珠江口的海关附近，就有他们的货栈。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被大量出口到西方，而世界各地的白银则源源输入中国，最后，英国人用罪恶的鸦片来换取中国的商品。中国的形象，最早就是通过这些柔软的丝绸、洁净的瓷器、精美的家具，这些可触摸、可感觉的物品，被传到西方。

　　此外，还有官方使节。从16世纪初叶到18世纪末叶，西方派出了数十个代表团，试图与中国官府建立稳定的贸易关系，几乎都遭到拒绝。使团来华的见闻及其成书后传递到欧洲，都引起西方对于中国的关注。其中最有名的是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他们在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双方在觐见礼仪上的争执，凸显了中西文化上的差异以及权势上的较量。

　　在中国文化向西方的传播中，天主教传教士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最早到东方主持中国教务的沙勿略，对中国的传教抱有非常大的信心，他认为跟印度人比，中国人要聪慧得多，跟日本人比，中国人要文明得多，所以他致力于把东方的传教放在中国。他的接班人是大名鼎鼎的利玛窦，其后不绝如缕。

　　这样的传教士很多，大部分都是从里斯本上船，先到澳门，再到广州，然后从运河往北到北京。他们向欧洲介绍了很多中国的情况。最早的一本介绍中国的书是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年)，这本书现在有中文版。门多萨是西班牙传教士，奉教皇之命，把当时在欧洲所能收集到的关于中国的情况写成了一本二三十万字的书，流传非常广。还有稍晚一点的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2)，他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所写多为作者亲眼所见，而且对中国赞赏有加。

　　基旭尔是在罗马的一个德国神父，他最有名的一本书是1670年出版的《中国图志》。他把1625年在西安发现的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全文刊登在书里。成为西方人了解、学习中文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本。

　　可以说，通过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以及传教士来中国的著述、翻译的诸多文献，欧洲形成了一个“中国热”。

　　我们看看当时欧洲中国热的情况。有一幅油画，是描绘当时海外中国探险者从欧洲归来的场景。画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如植物标本、瓷质的弥勒佛。无论妇女，还是男人、小孩，都在欣赏从海外获得的各种各样奇异的物品。这许多瓷器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他们都认为，中国人跟西方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且中国人很可能是诺亚最亲近的后裔。

　　-西方解读中国之一：附会与融通

　　这方面的事例很多，这里只讲一个初民语言的例子。中国的文字语言与欧洲很不一样，但西方人首先接受的是中国的语言。这里有一个特殊背景。当时欧洲学者都在致力于寻找一个所谓上帝的语言，或谓普遍的语言，或谓理性的语言。他们相信上帝造人类之初，也创造了语言，人类可以用语言互相沟通。后来，因为巴别塔事件才使人类语言不同了。所谓巴别塔事件，是说在今天的巴格达附近的巴比伦人，建造了一座通天塔，高耸入云，几乎就要上天了，上帝看到人类联合起来的力量太大，就使了一个法术，让人类分散在世界各地，讲不同的语言，互相难以沟通，从而分散力量。

　　因此，欧洲人就认为巴别塔(或叫通天塔)建造之前的语言应该是诺亚方舟的语言，应该是伊甸园里亚当夏娃对话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后裔是什么呢？人们猜测，可能是希伯来文，犹太人的语言，也可能是埃及语言，但是他们觉得又都不像。现在他们发现了中文，中文的历史如此悠久，也许中文就是上帝的语言，于是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从中寻找上帝的有关信息。

　　比如，中文中的亚当和夏娃。门泽尔在《字汇》中找到一些条目，如女娲，《说文》：“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女娲是伏羲之妹，发明了很多东西，伏羲和女娲的关系跟亚当和夏娃的关系很接近，西方公认，被中国人推崇为人文初祖的伏羲，就是亚当；既然伏羲是亚当，女娲就是夏娃。但是，这样的推论，门泽尔觉得还不够，他还从汉字里面找出了偷吃禁果的故事。他说“娲”字左边一个“女”，意指“女人”，右边关键是“呙”字，“呙”解释“苦怪且，口内不正也”，他没有完全翻译过来，但他知道不正就是不正确，不正确就是违法，违法就是犯了罪。“呙”是咬的意思，这里有一个嘴，这正是一个人吃树上果子的动作，左边有一个“女”，可见这个女人是通过秘密途径来到树下，这个途径不合法也不正确。这个女人不是夏娃是谁呢？伏羲是人首蛇身，女娲又吃树上的果子，这不就是创世纪里亚当堕落过程的歪曲和碎化吗？这是他们的推论。

　　所以，他们都认为，中国人跟西方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且中国人很可能是诺亚最亲近的后裔。

　　中国历史的长度打破了《圣经》在人们心中的垄断地位，帮助欧洲人走出《圣经》世界观。

　　-西方解读中国之二：冲突与批判

　　西方人研究中国历史时发现，中国历史开端在基督诞生前2952年左右。欧洲《圣经》体系之下，世界的寿命总共有4000多年，诺亚洪水即人类历史的开端时间为基督诞生前2400多年，比中国历史纪年晚500年之多，于是，中国历史的长度成为对《圣经》编年史的一个重大挑战。

　　中国历史起源时间问题原本只局限于中国传教区，1658年卫匡国出版《中国上古史》，劝说欧洲人接受始于公元前2952年的中国历史，在欧洲教俗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当时《圣经》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七十子译本，一个是通俗拉丁文译本。最早《圣经》是希伯来文，亚历山大统治的希腊化时代，基本上把地中海、北非，甚至西亚都统一过来，于是，把《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当时有七十个学者被召集在亚历山大里亚城(现在埃及靠近地中海的城市)，各自单独把《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当把各人的译本汇聚在一起，居然大体相同，这个译本被称为“七十子译本”。七十子译本跟中国的编年史比较接近，所以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就用这个版本调和与中国编年史的冲突。公元世纪，罗马帝国建立拉丁世界时，又把它翻译成拉丁文，拉丁文本是官方正统文本，据此认为大洪水发生在基督诞生前2300年，于是，人类历史的开端要比中国晚好几百年。可是，欧洲都使用这个教会官方钦定的文本。随着中国历史知识逐渐深入人心，它逐渐成为欧洲人冲击《圣经》体系、批判《圣经》哲学的一个武器。中国历史的长度打破了《圣经》在人们心中的垄断地位，帮助欧洲人走出《圣经》世界观。所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知识对西方走出中世纪、启蒙思潮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一方面跟全世界做生意，但是不赚钱；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传到欧洲，帮着欧洲走出中世纪，建立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