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字情缘

　　作者：杨建东

　　也许是命运注定，我一出生就与一个“番”字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家庭就是名符其实的侨眷之家。祖父杨学麦、伯公杨学早和5个堂伯父，早在民国初年就过了番。现在，番畔的亲属有三四百人。我的左邻右舍都是侨眷，对门是归侨杨德允，他娶的娶暹罗的妻子叫“番婆”，我小时候常到“番”婆家玩，她常给我番糖吃。50多年前，我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能代父亲收 “番批”并写简单的番批回信。我生活中也处处有带番字的东西：番枧(香皂)、番油(煤油)、番薯(地瓜)，番梨(菠萝)等。我自小就受到浓郁侨情的熏陶。

　　我的家乡歧阳村在风光旖旎的粤东大北山下、榕江上游灰寨河之滨，是个美丽的客家山村，也是个著名的侨乡。

　　上世纪40年代初，正是潮汕“癸末大饥荒”时，我就降生在这个侨乡里。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物价飞涨，群众生活苦不堪言，在水深火热中挣扎。那时，歧阳村约有五百多户人家，乡亲们感到没有活路了，便谋求生存，纷纷下南洋，在灰寨河西岸的陂阳圩小码头乘小木船，顺流而下，从东园口进入榕江，再经揭阳榕城到达汕头埠，从那里乘坐大火轮漂泊到南洋谋生。我的祖父杨学麦是民国初年过番、后来定居马来西亚的。

　　民国三十五年(1946)那次过番潮，歧阳村有几十户人家100多口人出国。我所在的自然村二房寨有18人同船去，其中有我四伯父杨以存一家4口。寨里族老卖了12亩公众田，得钱让这些“准番客”到暹罗购置山林土地,然后计划接纳后继过番的乡亲。但是,由于几年后新中国成立了,他们成了最后一批集体出国的华侨。

　　打我懂事起，就知道自己的家族有点“怪”：每个亲人的家庭都分为两半，一半在山里，一半在番畔。

　　“华侨”，是我魂牵梦萦的荣耀；“侨眷”，又曾经是我成长过程的一个“包袱”。在我60多年的人生经历中，见证了华侨与祖国荣辱与共、情浓于血的情谊。

　　赚来番银讨新娘

　　二房寨这个二三百人的小寨子，解放前因人口迁徙，有近半的房子空着，显得十分冷清。这些空房子大多是侨房。山寨坐西向东，是围包式的潮汕民居建筑。正座是公厅，外带左右从屋，其后是一幢二层的土木结构楼房。楼房后面是三座并列的“下山虎”潮式民居，左右横包和后包均是单层瓦房，巷道是用河溪卵石铺成的石头巷。我家就在后巷的一座下山虎民宅、在一个叫“月亮门”的内侧。

　　月亮门位于后巷往北的尽头，是1927年寨里出资用钢筋水泥兴建的。这门楼是一座圆形的建筑，形如满月，这在当时的乡村甚为罕见，成了侨乡的一个景观。那个年代人烟稀少，二房寨难得有三四个小玩伴，他们大多是番客的后代。

　　我发现，过番的亲人为了在“唐山”的香火得以延续，采取留“根”的办法。用今天的话说叫做“留守儿童”。就以民国年间先后过番的来说，曾祖父生4儿(俗称4房)，只留三房杨学纂1人，各房二、三代也有留“根”。我父亲杨以宣就是二房杨学麦留下的“根”。他回忆说：“10岁那年(1922)，母亲与四哥老存(杨以存)过番时，乘我熟睡之机打早偷偷走的。她去了马来西亚，与早年到那里谋生的父亲团聚，真狠心！”我想，如果没有先辈的狠心留“根”，今天哪有海外同胞频繁回国探亲寻根的和谐景象？！

　　母亲是父亲用番银讨(客家方言：娶)来的新娘。父亲独自在国内种地和打零工，收入不多，一直未能成家。到了民国二十八年(1939)，他27岁时才接到祖父母从马来西亚寄来的番批，顺利地与母亲汪月娇组建了家庭。

　　祖父去世后，一个姑姑嫁出，她于1964年80岁时回到故乡，与儿孙共享天伦之乐，在故乡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实现了她“落叶归根”的愿望，享寿103岁。

　　老屋的南邻、中座下山虎宅院，是大房杨学早的房子，他是民国初年去南洋的，他带去了3个儿子，只有大伯父杨以闪在国内留了“根”，一个叫“杨成奉”的儿子，与我同辈，他也是依靠番钱讨了新娘的，婚后产下儿子杨维论。我刚学步时，就常迈过横门到大哥家与侄儿玩。大哥与母亲温氏和祖母(我称伯婆)一起生活。在我记忆中，大房公那屋因缺乏人气，显得阴森森，怪可怕的。大房杨学早与3个儿子早年过南洋，一去杳如黄鹤。留在国内的孤儿寡母望穿秋水，日夜思念。大伯婆和大伯母从满头青丝等到白发苍苍，也没能等回一个亲人。大伯婆已于上世纪70年代撒手人寰，大伯母也于90年代末含泪西去。毕竟，大房公留住了“根”，而今其在国内的裔孙几十人，遍布广东许多地方，近年已有番客回乡探亲寻根。

　　更感人的是父辈的另一位留守儿杨以闯的婚姻，居然是三公(三房)用了在暹罗今泰国打工4年的番银操办的。先说其家庭。往北出了月亮门，是三房杨学纂(是我亲祖父)的住宅。三公三兄弟，是他留守唐山。他生育了6个儿子(老大夭折)，除老三杨以闯留守、老六杨以宣(我父亲)过继给二房留“根”之外，其余3个儿子：二伯杨以将、四伯杨以存、五伯杨清有，于民国初年到暹罗去的。

　　旧中国国弱民穷，生活在闭塞山区里的客家山民更穷，父亲说：“山民无得食就被迫过番(谋生)，那时，留在国内的兄弟，讨个老婆也要靠番钱。”1932年，三公眼看三儿杨以闯年近“而立”而无力成家，他毅然离妻别子到暹罗曼谷的码头做搬运工，4年后回国，带回100多块白银，为我三伯杨以闯讨了新娘李旦，完成了一桩延续香火的重大使命。三公回国时带回在泰国出生的二儿杨以将的5岁儿子杨成都回国定居，他比我大7岁，是与我同辈的又一留守儿。从此，他们祖孙在一起生活，家道兴旺。

　　父亲今年98岁了。他至今仍然记得很清楚，他20岁那年，三公回国时，恰逢潮汕闹水灾，他乘坐的木船本应从榕江东园口入灰寨河的，却因洪水改道在灰寨东边的京溪园上岸，父亲接到信息后，翻山越岭到京溪园接回了三公和堂哥杨成都。但四伯于1946年却带走了我11岁的堂姐杨细蕉、5岁的大哥杨成粟(俗名桃粟)及细哥杨成用。想起蕉姐和桃粟哥过番了，小小年纪的我心里惆怅了好些日子。

　　寄来番油供读书

　　因为家有番客，我兄弟3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特殊年月，曾受过不公正的对待。但毕竟是朗朗晴天的一朵乌云，很快散去，更多的是得益于番客带来的“甘霖”。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物质奇缺，群众生活极度贫困；计划经济时期，百物凭证购买，尤其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百姓食不果腹、衣不掩体。每当关键时刻，侨居南洋的亲人总是雪中送炭，给国内亲人送来大米、猪油、煤油、布匹、衣服、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因此，全寨没有饿死一人。

　　1952年，我入学读书了。晚上就在油灯下读书写字。后来，连点灯的豆油也难维持，父亲选择了饱含松脂的松柴，给我点“松明”当灯，松脂燃烧起来烟很大，不时掉在头发上，两个鼻孔也熏得黑黑的。有时也燃烧剪成条状的旧轮胎照明，那东西除了烟大还臭烘烘的，没办法，还得忍着。

　　小学三年级时，我已能写简单的信件与马来西亚的祖母(祖父已去世)联系，我告诉祖母，我晚上看书写字是点松明、燃烧旧轮胎照明的。几个月以后，祖母果然寄来当时奇缺的、用以点灯照明的番油(煤油)等东西。当时属揭阳县第三区的灰寨还没有通往县城的公路，父亲收到通知后辗转到汕头埠领取从南洋寄来的两桶番油。第二天黄昏父亲回到家时，我见到带回的两个四四方方的印着“美浮”字样的铁皮桶，其中一个油桶竟是空的，估计是装卸时被撞破，番油漏掉了。幸好还有满满的一桶。我用空瓶子做了一小油灯，告别了那些能让人的鼻孔变成“烟窗”的松明和旧轮胎，有了番油灯照明，我读书格外用功，小学毕业时我以全校第一的总成绩被“保送”到灰寨中学读初中，两个弟弟也上了小学，成绩优异。

　　我上中学了，我又把消息告诉海外的祖母，她老人家很高兴，特地给我寄来一支钢笔，是那种最有名的“派克金笔”。后来，我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揭阳二中(今揭西县棉湖中学)。就读高一时，我响应祖国的召唤，应征入伍。3年后，我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不久，我回乡探亲，意外地收到侨居泰国的大姑杨粉娘从国外捎来的一块21钻的超薄型 “梅花表”。这块要靠人工上链条的手表，在今天看来再普通不过，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却是稀罕得很。记得当时的值班军官，不少连、排干部都拿着个闹钟看钟点。而我一抬手腕就知道时间，羡煞了不少部队军官。此表一直使用至今呢。正因为有众多番客的关爱和勉励，我学习格外用功，打下坚实的文化功底，而今成为一名党报编辑和省级作家协会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