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归侨松姑

---作家汪曾祺夫人施松卿的故事

　　作者：施行

　　我和姑妈施松卿都是福建侨乡长乐人，她还被誉为长乐另一才女，因为长乐还有一个女作家冰心，她才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才女。

　　松姑是新华社对外部特稿组高级记者，作家汪曾祺的夫人。

　　当她躺在病榻上，依然是那样富有魅力。她的魅力不在于她的外表，而在于她的内在气质。她的气质体现在她那开阔的胸襟、绝顶的聪明、出众的才华和丰富的阅历。

　　她是我父亲的堂妹，生于1918年3月15日，比我姑父汪曾祺还大两岁。

　　小时候，她先是在老家福建福州长乐，后又在南洋马来亚(独立后改为马来西亚)，跟着母亲四处奔跑。她父亲的收入按当时国内标准来说还是不错的，因此在老家起了房，买了地，日子过得还很舒坦。 在马来亚，松姑一家的生活倒也衣食无虞。她父亲很热心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后来成了著名侨领。

　　我当时就读于她家所在地道北镇。我第一次在这里见到了由中国共产党编撰出版的救亡歌曲集《民族呼声》，其中就有《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

　　由于我的三叔公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即使在日本人占领马来亚期间，到处捕杀爱国侨领，他也没有被人告发和出卖，他的身分始终没有暴露，而安然度过了那腥风血雨的三年八个月。

　　1998年我偕老伴佩庆，来到阔别了51年的道北镇育智小学时，还见到墙上挂着他老人家一张遗像。

　　松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3个妹妹，在兄弟姐妹中，她是绝对权威。对于她弟妹读书不用功的话，她是很严厉的。因为她年纪大些，还因为她的书一直读得很好，很受父母的宠爱。她先是在当地上小学，后来又到新加坡南洋女中。福州毓英女子初级中学读初中，以后又在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中和香港圣保罗女子学院读高中。她的学习成绩很好，上高中时还获得过香港国文比赛的第一名，这让她的校长大为高兴。她的体育也可以，游泳、羽毛球都不错，还是校排球队的，打二排中。

　　1939年，松姑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和姑父汪曾祺是同一年。在西南联大，松姑先是读物理系，和科学家杨振宁同过学。但是不久便觉得功课繁重，十分吃力，加之以后又得了肺结核，学业更是时断时续，难以跟上进度。于是，一年之后她便转到了生物系，想继承父亲的事业，向医学方向发展。当时联大学生转系相当普遍，而且理科、文科可以互转。

　　生物系的功课也不轻松，而此时她的肺病更为严重，只好休学一年，到香港养病，因为昆明的物质条件太差。当时她在香港没有什么亲戚，就挤住在一个高中时的同学家中，理由还很充分：“反正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女”(她上的是教会学校)。设想到，病还没有全养好，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攻陷香港，松姑只好带着病体返回大后方昆明。这一次，她又转到了西语系，因为学文科相对轻松一点，特别是她小时在马来亚生活，英语基础不错，有些课比较容易对付。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毕业。

　　松姑由于休学一年，学习又是断断续续，因此毕业时间相应延长到1945年夏天。毕业之后由于当时新加坡已被日军占领，家中经济来源中断，她当时的生活也比较窘迫。为了谋生，她到了中国建设中学教书，在这里遇上了汪曾祺。

　　关于与姑父汪曾祺的结合，有种种传说。最近读了当年她的老同学许渊冲教授回忆文章中数处提到松姑：

　　“我第一次见到施松卿是在1940年9月的阳宗海滨。那时联大同学组织了一个夏令营，举行了几次跳舞晚会，跳的是圆舞和方舞，就是男女同学围成两个圆圈或者两个方阵，男外女内，手挽着手或背靠着背地边唱边跳。施松卿长得清清秀秀，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小巧玲珑，能歌善舞，行屈膝礼时显得妩媚动人，无怪乎有人说她是林黛玉了。”

　　“据说他(指汪曾祺)在北京文联工作时，老舍说在文联只怕两个人：一个是端木蕻良，一个是汪曾祺。可见老舍对他的器重，认为他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可能。为了弥补他在外文方面的缺陷，他和外文系的女同学施松卿结了婚。”

　　“联大男同学远远多于女同学，追求施松卿的男同学很多，如外文系就有赵全章和袁可嘉。赵全章也是一个才子，写的散文像何其芳的《画梦录》，1941年在美国志愿空军做英文翻译官的那时候，他的同班都是中尉，只有他一个人鹤立鸡群，评为上尉。

　　袁可嘉是一个诗人，1946年就写过《沉钟》：

　　“让我沉默于时空，/如古寺锈绿的洪钟，/负驮三千载沉重，/听窗外风雨匆匆；”

　　后来他成了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专家。他们两个人和汪曾祺都喜欢施松卿，都想月宫折桂；施松卿口里说：

　　“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

　　但她并不爱外文系的散文诗，却把桂冠给了中文系的小说家汪曾祺，让袁可嘉“听窗外风雨匆匆”去了。后来我送他们联大回忆录《追忆逝水流年》时，在扉页上写了两句：

　　同是联大人，各折月宫桂。”

　　谈到大学的往事时，松姑常常很得意地说，在西南联大，人们叫她“林黛玉”，因为她长得挺清秀，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又有病，一副懒懒散散的样子。

　　还有叫她：“‘病美人’的。”

　　当然，她的本意不是说自己有病，而是有病时尚且如此之美，没有病就更不用说了。松姑在外面给人的印象确实不错。就是晚年和姑夫一起到外地时，也还是头是头，脸是脸的，很有风度。

　　女作家铁凝说：“她像伊丽莎白女王。”

　　在她临终前躺在病榻上，护士还说：“这老太现在尽管病到这个地步仍然是眉清目秀的。”

　　1947年，她从云南回到长乐乡下，那时我刚从南洋回来，正在乡下度假。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大大小小一大帮子人，整天簇拥着她，要她请客到离家不远的潭头镇上去吃馄饨。

　　有时我们又一起去游泳，个个晒得像小黑炭似的。现在我还保存有一张当年拍的“游泳归来”的照片。

　　有时也有例外情况。“文革”后期，一次，邮递员到家里送包裹单，需要签名。松姑开门，邮递员上下打量了一番，犹犹豫豫地冒出一句话：

　　“老太太，您识字吗？”。

　　那天她上穿一件旧毛衣，下面是一条没有罩裤的棉裤，颜色还是绿的，活脱一个家庭妇女。她在家里经常是这样的装束。

　　又一次，有位师傅来家帮忙修理东西，临走，她拿着一瓶酒，对那人说：

　　“师傅，这瓶酒带回去喝吧！”

　　当家人回来才发现那是一瓶价值几百元的五粮液酒。

　　最后一次，当我在病床上再看到她时，她已是面目全非，语无伦次。

　　我问她：“你还认得我吗？”

　　她说：

　　“你是特务，是陈希同的人。”弄得我哭笑不得。

　　有一年，她到上海出差，不去住星级宾馆，却屈尊住在我们大通路旧屋阁楼上，尽管条件很差，但他的心情却很好，整天聊个不停，她对我说：

　　“南洋有许多事情很有趣，将来，我们一起来写本小说。”

　　可惜她这个愿望最终没有能实现。

　　我每次到她家，不管是在北京甘家口，还是在蒲黄榆，她都是那样热情接待我，都有许多说不完的话。

　　最后一次我到他们虎坊桥新居，松姑已住院了。由此，也引出了一段不小的遗憾，那就是，我1973年就认识了姑父，可是几十年，有数十次见面机会，却没有一次能和他好好谈谈，而所有时间都是和松姑海阔天空的神聊，姑父却躲在他的房里干他自己的事。每次告别的时候，她总是穿过天桥把我送到公交站头。

　　最使我无法忘怀的是：1997年我突发胸闷，在电话中告诉了她，一天，她特地打电话给我老伴说：

　　“佩庆，你要好好照顾施行，不可大意！”

　　那知道，现在，我已年过八旬，依然健在，而她却远离我们而去，她的这些话竟成了最后诀别的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