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已建成17022个社会调解组织

　　案例1 基层社区“矛盾缓冲器”

　　去年10月，昆明市黑林铺海源社区龙院一组村民，因拆迁补偿问题前往小花园阻工，并与道路施工方发生冲突。相关矛盾在多方调解未果的情况下，冲突双方当事人指定由“李学个人调解工作室”介入调解。李学在深入调查全面掌握情况的基础上，通过逐户调解方式，最终全部与拆迁方达成了和解协议。一起僵持已久，有可能进一步升级激化的搬迁补偿纠纷，在社会组织介入干预下，及时圆满地得到了化解。

　　“李学办事公道，让他调解我们最放心！”利益诉求得到维护的社区群众这样评价；拆迁方对李学的出色调解也不胜感激：“老百姓既不走司法途径，也不听地方政府打招呼。要不是李学介入调解，这事真不知如何收场！”最近两三年来，光是在海源社区龙院、上峰“城中村”改造项目中，经李学调解最终达成协议的拆迁补偿纠纷，就多达100余起。

　　案例2 专业调解组织大显身手

　　今年9月26日，患者刘某在虹山南路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输液治疗过程中死亡，死者家属情绪激动，与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人员发生冲突。9月30日，死者家属因协商无果，组织30余名亲朋好友到区政府静坐。五华区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介入后，从法、理、情出发，多角度、全方位地展开调解工作，最终于10月2日，促成医患纠纷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妥善地处理了善后事宜。

　　记者视角

　　把社会的还给社会

　　社会调解组织由于植根于基层社区，不仅极易从源头上和动态上掌握各种社会矛盾纠纷，而且调解员在基层社区“熟人社会”中，还能充分利用地缘、血缘、亲情、人情、伦理、舆论压力以及个人威信等独特资源，很好地化解司法和政府部门难以解决的诸多矛盾纠纷。

　　而医患纠纷、劳动争议和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等社会问题，是近年来社会矛盾的高发和热点领域之一。此类矛盾纠纷由于专业性较强，作为普通群众一方的相关当事人，由于信息不对称及相关制度设置不合理等原因，在纠纷处置过程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在没有中立和专业权威的社会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纠纷双方的沟通协调往往变得十分困难。近年来，随着我省各类专业性社会调解组织的成立运行，以上诸多专业性较高的矛盾纠纷，得到了高效的化解。

　　据省司法厅基层处李剑岗处长介绍，截至目前，我省已建成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101个，有专业人民调解员892人，2013年前3个季度共调处医疗纠纷1647件；全省建立交通事故调解组织177个，吸纳交通事故专业人民调解员1070人，2013年前3个季度共调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28352件；建立劳动争议人民调解组织41个，吸纳劳动争议专业人民调解员188人，2013年前3个季度共调解劳动争议纠纷9521件。

　　发挥社会组织柔性参与优势介入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不仅能够有效增强社会弹性和缓冲社会矛盾，而且通过社会组织的介入，还能够形成有组织、有秩序和理性的利益表达，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大闹大解决”等过激行为的出现。同时，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这个过程本身还是一个培育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和增强参与社会自治能力的过程。

　　从政府方面来看，通过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鼓励和推动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矛盾纠纷调解中来，可以把一些原来由政府履行的职能交由社会组织来承担，从而大大降低行政成本，实现政府管理与社会调节的良性互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据了解，目前全省共建成各类社会调解组织17022个，共有228814名调解员在从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像“李学个人调解工作室”这样由威望高、能力强和广大群众认可度较高的优秀调解员领衔成立的品牌化社会调解组织，在全省已经发展到94个。

　　政府在民间矛盾纠纷中的角色与地位，正在悄然发生转变：逐渐从昔日“冲锋陷阵”于民间矛盾纠纷第一线全身而退。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鼓励其介入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把“社会的”还给社会，从而为构建“小政府大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记者 朱绍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