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评三中全会决议：真正的考验在执行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于11月12日谢幕。随着会议决定的公布，海内外舆论关注的重点也由揣测变为了分析。如何解读这份最高层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宣言？

　　新一代领导层已然成为求变的最积极的造势者

　　三中全会决定的纲领性，符合社会的普遍期待。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一向具有指标意义。其中有些会议，更在中国当代政治发展史上，被赋予了“划时代”的性质：如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程；又如1992年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这两次会议的共同点，一是纲领性，二是转折性。换言之，这两次会议不是针对具体的政策问题，而是对“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根基问题，给出了新的答案。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什么人们会有同样“重中之重”的期待？这是因为中国从上到下，已经产生了一种民族级的问题意识：国家的发展已经到了分水岭。三十五年改革开放、二十一年市场经济，打造出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中国。但再有效力的模式，在带来发展的同时也会创造新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不解决，将会导致红利越派越少，问题越积越多。近年来中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革，固有模式弊端的全面化、矛盾的深刻化和阻碍的体制化，都已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划时代”并非人造，而是政府面对挑战，毅然决然进行的综合变革。

　　人们对于这一决定的莫大期待，还在于新一代领导层接班以来，已然成为求变的最积极的造势者。习近平用“深水区”形容改革的境地，“硬骨头”表达改革的决心。在作为总理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李克强用“甩开膀子”来形容改革的迫切性，比喻一时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此后，他又提到用“壮士断腕”的勇气来推进变革。政协主席俞正声用“空前”来形容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的范围和力度。

　　文件的主心骨，是市场的“进”和政府的“管”

　　本次会议的决定，从题目到行文，证实了其纲领性。文件的主心骨，是市场的“进”和政府的“管”。人们想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经常会使用“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这河，说到底就是市场经济这条大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面对市场犹抱琵琶半遮面，羞答答在市场的河边走；1992年，中国经济正式“下水”；又过了二十一年，政府以权威语言公示了市场“决定性”的定位。

　　但会议决定也很明确地表明，对市场决定性的确认，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抽身而退。完善市场体系和转变政府职能，是一枚货币的两面。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该说，这一命题既不新，也不局限于中国。从历史的纵向比较到跨国跨区域的横向比较，学者们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博弈，给出了各种分析。以英国为代表的第一批工业化国家，作为先行者往往可以采用政府放手、市场主导的“渐行主义”路线。而落后型国家，因追赶的必要，需国家扶持甚至主导工业化进程，即所谓“发展主义”。十九世纪末的普鲁士和明治维新的日本，是发展主义成功的典型案例 。

　　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政府和市场到底形成了什么关系？政府面对市场经济既是裁判，又是选手；既是学生、又是老师；既是服务生，又是老板。角色不仅多样，而且互相冲突。公权力界限的模糊和政府定位的纠结，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愈发盘根错节，造成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内部利益冲突、矛盾激化。系统内耗越来越大。

　　正因如此，会议决定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短语前面，加上了“加强顶层设计”这个概念。说直白一点，就是政府要更好地“管”。为什么？水深了，探索航道就不能只靠摸着石头过河了，而要靠更科学的导航设备——法规、法制和完善科学的决策体系，来确保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平稳前行。换句话说，“管”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政府角色的再定义，在政治学领域属于结构性改革。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挑战极大、阻力极大的一项工程。政府要管什么？决定提及的管理范围，涵盖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国防到教育、从金融到社保。但归根结底，是政府需要确保市场发展以“效率”、“公平”和“可持续”为前提。说到底，市场这条河可以载起，也可以倾覆社会发展；河面既可以顺水推舟、也可以造就风暴。要想让社会发展这艘大船全天候航行，还需要政府做船长。

　　真正的考验在执行

　　三中全会决定里包含的很多具体举措，都成为了公众关注焦点。其中有两个举措尤为引人瞩目，其一是中央将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一举措的目的，显然是对“下一步”这样一个公众关注的话题，做一个权威性的保证。相信对决定提及的各个方面的改革，该小组将以高层牵头、专家参与、部门间协商分工的方式展开论证和推广。人们有理由期待，这个小组，将成为改革具体政策的信息源。

　　另一个政策性措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这个部门将担当怎样的职能？具体信息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新的核心部门，体现了最高层对于“国家安全”的再定义。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性延伸，国内社会矛盾的演化，以及周边环境的变革，使得“安全”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对外国防、对内治安的简单二分法。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将取代以往“个案式”、“临时性”的安全维护方式。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件大都具有突发、不可测的性质，但国家的反应必须制度化、可测化。该委员会将以国家安全为红线，将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责任明确化、分工制度化、反应系统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覆盖了改革的所有宏观领域。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不可能一一分析。但决定的核心是明确的，即市场进、政府管，提高公产品和公服务的质量。一份指向性的全面改革路线图已经摆在桌面。高层一诺相许，人民众望所归。

　　再好的创意、再合理的战略，最终的难点都落在“执行”二字上。现代通讯技术的革命，并没有完全撼动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执政者的思维模式。新方案上路后，如何确保中央政令的畅通？如何防止地方行政单位或被断腕的产业对最高层指示的选择性接收？对中央政府勇气和智慧的考验，还在后面。

　　( 孙 晶 作者为美国丹佛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