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在习仲勋身边的20年——读张志功回忆录

    文、图 / 弓 超

　　张志功同志撰写的《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一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读者中赢得了广泛好评。党史专家认为，《难忘的二十年》一书，回顾和记述了习仲勋同志的不平凡经历和高尚品格，重要史实准确，文字生动精炼，有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会是一部引导人们深入了解老一辈革命家的具有良好社会效益的书籍。

　　作者张志功曾经担任习仲勋同志秘书20年。在《难忘的二十年》一书中，他从一个秘书的角度，以自己的所见所闻，用一桩桩感人的故事、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为我们讲述了许多关于习仲勋同志鲜为人知的不平凡往事。如果说，这本书记录了习仲勋同志在建国前后许多重大事件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因而对研究党史具有宝贵的文献价值的话。那么，习仲勋同志革命人生所铸就出的那种无比高尚的共产党人品格和风范，则是我们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难得的一本好教材。尤其在今天，正当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时候，读一读这本书，对党员和领导干部改进作风、廉洁自律，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刻的启示作用。

　　从《难忘的二十年》一书中，我们看到，习仲勋同志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变革中，勇于担当，大胆创新，具有凛然无畏的改革精神。书中说，1978年，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在下乡调研时，看到群众生活贫困，生产水平低下，内心十分沉重焦虑。他日夜同干部群众谈话，商讨脱贫致富的办法。在习仲勋同志的带领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广东省就开始摸索开放搞活的办法。习仲勋同志集思广益，提出要利用邻近港澳的优势，发展多种经营，大搞补偿贸易，外来加工，兴办出口加工区。并在宝安、东莞、顺德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引进大量“三来一补”企业。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委经请示中央，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将珠海县改为珠海市。

　　1979年4月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同志针对广东改革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与阻力，在华南组的讨论中直言：“现在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听了问道：“你们想要什么权？”习仲勋同志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这就是后来广泛流传的“习仲勋同志向中央要权”的佳话。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同志还向邓小平同志汇报，提出广东开放搞活的一系列设想，请求小平同志支持在深圳、珠海、汕头兴办出口贸易加工区。后来小平同志一锤定音，把“贸易加工区”改名为“经济特区”，并嘱咐习仲勋同志在广东要带头“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以立法的形式，批准深圳、珠海、汕头等地设立经济特区。从此，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步入一条迅猛前行的通道，这也成就了后来深圳的崛起与繁荣。习仲勋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大胆解放思想，创办经济特区，“敢于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改革创新精神，在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尤其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从《难忘的二十年》一书中，我们看到，习仲勋同志具有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坚持真理的革命精神。张志功回忆说，习仲勋同志到广东上任之初，摆在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广东省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重灾区，加上文革前“反地方主义”等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如何处理好这些冤假错案，既关系到党的威信与形象，也关系到数以万计的受害群众的利益。

　　“李一哲”案当时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李一哲”是三个广东青年的化名，他们在文革中多次以大字报的形式提出民主法治建议，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并被判刑。在“李一哲”案的平反中，针对涉案成员的不适当要求，针对他们及相关群众不顾劝说，执意想要搞讨论会、集会等错误举动，习仲勋同志不分白天黑夜，耐心细致，以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10次接见涉案成员，反复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求青年人经受住考验，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接受省委的意见与劝说。习仲勋同志最终说服了“李一哲”案成员及其他群众，表现出对党对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

　　彭湃同志是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革命烈士。在文革中，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诬蔑成叛徒，其家属受到残酷迫害。在为“反彭湃烈士事件”案的平反中，习仲勋同志怀着极大的义愤，痛骂个别企图抵制平反的人。他上任仅仅三个月，就亲自把这个案子抓在手上，亲自到实地调查，掌握证据，很快法办了这伙祸国殃民的犯罪分子。使这桩周总理曾亲自批示，拖了6年的冤案，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就得以彻底平反昭雪。

　　所谓“反地方主义”案，主要是指在上世纪50年代对以冯白驹、古大存为代表的海南地方干部的错误批评与处理。当时受此案牵连挨整的干部多达2万余人。由于“反地方主义”案不属于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而是当年毛主席批准处理的案子，因此平反难度极大，有些同志甚至说这是一桩不能触动的铁案。但是，习仲勋同志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事实说话，冲破层层阻力，坚持复查。最终平反了“反地方主义”错案，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为一大批蒙冤干部恢复了名誉。习仲勋同志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共产党员风范，是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

　　从《难忘的二十年》一书中，我们看到，习仲勋同志始终坚持群众观点，遇事从群众利益出发，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张志功在书中写道，习仲勋同志初到广东时，面临着如何认识和处理当时出现的逃港风潮问题。当时的广东，仅1979年1月至5月，发生偷渡外逃者就有11.9万人，逃出2.9万人。在惠阳地区，外逃人数占全省外逃人数的60%以上。长期以来，广东的偷渡外逃问题被视为阶级斗争在边界上的反映，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为了弄清楚群众偷渡外逃的原因，习仲勋同志亲自到宝安县进行调查。他看到对面的香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晚上灯火通明。而我们这边大片土地荒芜，村里只留下老少妇孺，个别村子甚至十室九空，许多村子没有通电，晚上一片漆黑。他还了解到，同是一条深圳河，我们这边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而河对岸香港那边的人均年收入是1.3万港币。香港和内地两边生活水平相差如此悬殊令人震惊。看到路途上因外逃被押解回来的一队队群众，看到收容所里恶劣的生活条件，习仲勋同志不禁潸然泪下，他痛切地批评道：“当年我们对胡宗南的俘虏都要讲政策，对群众就更要注意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对于外逃群众问题，根据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习仲勋直率地说：“我们自己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敌人！”“要怪就怪我们没有把群众生活搞好，没有制定好的政策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习仲勋同志一针见血地提出，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关键是治本，发展生产，把我们这边的人民生活搞上去！

　　关心群众，心里想着群众，是习仲勋同志一贯的作风。1954年底，陕西一封群众来信向国务院反映统购统销的问题。信中说，统购统销以后给群众的食油供应比旧社会还紧张，群众编了个顺口溜：“食油四两，想起老蒋”。来信还说，农民赶着木轱辘大车干活，木轱辘没有油润滑发出了‘吱吱’的叫声，农民就骂道：“我都没油吃，你还叫唤啥哩”！说完向车轱辘撒了泡尿，用这种方式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同志认为，来信反映的问题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秘书向周总理、毛主席写报告。秘书觉得来信举例有点情绪化，又太过粗俗，就没写进去。习仲勋看后说，一定要写这些事例，说法虽然欠妥，但的确是民情民声，而且事例真实生动，有说服力。报告送周总理、毛主席阅处后，有关方面很快采取措施解决了食油供应紧张问题。

　　1960年7月，革命老区陕西省耀县黑田峪大队派人带着7000元钱，到河南洛阳买胶轮马车。途径渑池县时，被怀疑“投机倒把”，人被扣留，款被没收。原来困难时期河南省有文件规定，象胶轮马车这类属于“三类物资”的东西，不许出境。后经一再解释才把人放了，而买车钱却拒不退还。当时的7000元钱，对一个陕北山区的生产队来说，是一笔巨款，这样被没收，怎样向社员交代？无奈之下，大队支书亲自跑到北京找习仲勋同志诉苦求情。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同志听后，当即给河南省委做工作，追回了买车钱。习仲勋同志这种时时刻刻心里想着群众，真心体谅群众安危与疾苦的优秀品德，是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效仿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