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是我移民来新西兰的第一个房东，不过，对她的印象不深，原因是她很少出现，也或许是我们租住刘太的房子时间不长。

　　1995年6月27日，我和一对夫妇陆先生和陆夫人一起从香港飞抵奥克兰，接机的是陆夫人的几个朋友。他们直接先带我们到他们家里，戴先生夫妇和苏先生夫妇分租一套两房一厅。他们说，房东是一个来自台湾的老太太，这栋两套房子的排房都是她的，隔壁那套还空着无人租住。休息一会儿后，戴夫人和苏夫人便带我们到隔壁看看。

　　这是一栋红砖蓝瓦的平房，分隔成两套同样两房一厅的独立房子，地处奥克兰中区Royal Oak一个僻静的街道。房子的前面是一个很大的花园，种满了不知名的花和果树，刚修剪过的草地一直铺向对面的白色木板房，一栋很有童话色彩的小洋房，房东太太就住在那里。

　　戴夫人把我们领到了白洋房前面，房东太太出来跟我们打招呼，就站在门前的草地聊起来。房东太太来自台湾，中等身材，脸上化了淡妆，看上去应该不到60岁，算不上老太太。她丈夫姓刘，现在还在台湾做生意，一年也没在奥克兰呆几天。刘太知道我们正在找房子，就很爽快地说，因为是戴夫人介绍的，就以每周260元，优惠出租另外一套空着的房子给我们。陆夫人想了想说，这套房子不错，但她还是希望能跟本地洋人做邻居，尽快融入本地社会。刘太看我们犹豫不决，就自动再减$10。陆夫人还在扭扭捏捏，并问刘太可不可以介绍一些洋人的房东，刘太敷衍着说试试看吧。苏夫人则一旁怂恿陆夫人租下来，说是每周$250已经很便宜了，而且住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还说了一大堆租洋人房东的房子如何不方便等等的话。问到我，我说我无所谓。最后，陆夫人敌不过戴夫人和苏夫人的不停劝说，答应租了下来。

　　我们交了三个星期的房租押金后，立马就动手搬行李到隔壁，整理房间。我住小房，陆夫妇住大房。剩下我们三个人的时候，陆夫人脸露不悦，说刘太很狡猾，要不是她耍点小聪明，还省不下10块钱呢，还埋怨她的朋友戴夫人和苏夫人不帮我们说话，怀疑她们是不是收了介绍费。

　　当天晚上，戴夫人家里包饺子，请我们一起吃。热热闹闹的时候，房东刘太走进来，交给我们一张押金的收据，看到满桌子的饺子，也不客气地尝了几个，一边不停地说味道不错。兴致所至，我们要求刘太帮我们逐个起英文名字。她也满热心的，真的用心去想，眼睛在眼眶里转动了一阵子，“你就叫Mike吧，简单，上口，易记；或者Peter也可以。”我大笑了起来：“如果有人叫我‘Mike’或者‘Peter’，街上可能有一半的人回头。”刘太仍然很认真地说：“起英文名字，还是简单通俗一点的好。”

　　安定下来之后的几天，我们就四处找工作，因为带来的钱不多，吃的住的，花费都不菲。我们按着中文报纸上刊登的招聘广告逐个打电话询问，都没有任何希望，电话打得越多，越令人心灰意懒。戴夫人的一个朋友沈夫人看到我们的困境和难处，就带我们去当地的福利所申请救济，苏夫人表示强烈反对，说是下飞机不久就去领救济，会丢尽我们中国人的脸。

　　我每周房租$120，还要另加电费、水费和电话费等杂费，眼看带来的钱也没多少了，心里着急，夜不能寐，日不能安。戴夫人她们知道我要交房租$120，觉得陆夫妇实在有点过分，为我鸣不平。我说，他们夫妇住大房交$130，我住小房交$120，这没什么，都是朋友不要计较这些，重要的是尽快找到工作。陆先生半开玩笑地说：“小朱不穷，装可怜而已。”苏夫人听了很反感，插了句：“人家有没有钱是人家的事情，这是公不公平的问题。”

　　第二天，戴夫人和苏夫人一起瞒着陆夫妇，通过沈夫人帮我找到了一个新居，每周房租才$60，便宜了一半，还不用另外交电费等之类的杂费。去跟刘太谈退房一事，她也没什么意见，只是说三周押金不能退的，我说可以，我负责。当刘太知道我是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她劝我去申请紧急救济，而且通过政府的帮助，也可以尽快找到工作。她还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要难为情，新移民总会经过一段困惑的时期。她还安慰我说，熬过了这段日子，一切会慢慢好起来的。

　　7月6日那天，我搬离刘太的房子，夫人还一再追问我到底是谁帮我找的新居，我说是我自己找的，她始终半信半疑。看着她一脸的无奈，我也心感内疚和不安。她说，她们过几天也要搬走了，因为她们夫妇俩也承担不起整套房子的租金。

　　搬走的第三天，陆夫人专程送来了房租押金的余款给我，说是刘太找到了马上入住的新房客，这样一来，减少了我们因为提前搬走的损失。我们心里都很感激刘太，陆夫人还夸了一句：“刘太还真是一个好人。”(摘自新西兰先驱报 作者：朱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