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美联储“用嘴”加息：全球宏观政策协调为何重要？

　　全球宏观政策协调为何重要？

　　——从美联储“用嘴”加息冲击世界经济谈起

　　作者：王家强

　　2016年9月5日，在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的闭幕致辞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总结G20杭州峰会取得的五大成果时，将全球宏观政策协调共识放在了第一位，“我们要继续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和协调……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运用好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等多种有效政策工具，向国际社会传递二十国集团成员共促全球经济增长的信号”。这是G20峰会在全球政策协调上取得的又一次新突破。

　　全球性的宏观政策协调步入常态化

　　全球性政策协调步入常态化，政策协调外延也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扩大到结构性政策，以及其他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层面。

　　全球性的宏观政策协调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的历史现象，此前主要是发达国家大国之间的事(如七国集团G7、欧盟等)。2008年雷曼倒闭后，全球金融市场哀鸿一片，随后迅速波及实体经济。当年10月开始，在美国的召集之下，包括G7国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全球主要央行都同步降息、加大流动性支持。这是首次全球一致性的政策行动。紧接着，2008年11月G20华盛顿峰会召开，会议由此前的财长与央行参加升级为首脑会议，全球政策协调走上台前。随着G20峰会目标从危机应对逐步转向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有效治理，全球性政策协调步入常态化，政策协调外延也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扩大到结构性政策，以及其他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层面，包括促进包容性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恐怖主义威胁等议题。

　　全球宏观政策协调为何如此重要？我们可以先从过去几年来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对全世界的影响有个感性、局部的认识。美联储实施多年的零利率和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以来，美国经济呈现了相对稳健的复苏态势。2014年10月，美联储宣布结束第三轮量化宽松(QE3)，开始规划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路径。然而，美联储的政策转向迅速引起全世界的“不良反应”。在持续的讨论“加息”议程的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经历了多轮的金融波动和资本流出，特别以2015年下半年以来大规模的资本流出为甚。显然，基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美联储的一举一动都产生了强烈的外溢效应。在美联储宽松政策期间新兴市场普遍遭遇了流动性泛滥、信贷猛增和泡沫积累的冲击，而在美联储政策退出期间，新兴市场资本外流、货币贬值不断。如何加强世界各国与美联储政策的沟通，如何通过协调将美联储政策变化带来的外溢影响降至最低，以及如何约束美联储过于“纸上谈兵”“光说不练”的前瞻性政策指引行为，成为全球货币政策协调的一大难题。在全球高度一体化的时代，美联储仅仅“动嘴”，就在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惊涛骇浪，加强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全球宏观政策协调外延不断扩展

　　全球宏观政策不断加强沟通和协调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这与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加深、全球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刻变迁等都有紧密联系。

　　事实上，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外延在不断扩展，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再到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监管政策等，都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协商。全球宏观政策不断加强沟通和协调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原因很复杂，这与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加深、全球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刻变迁等都有紧密联系。

　　第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加深，宏观政策外溢效应与溢回效应加大，迫切要求主要的大型经济体开展政策协调。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逐渐加深。如今，绝大部分国家都处于全球化生产的一个价值链条之上，例如中东、非洲扮演着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的供应基地角色，亚太地区担当了主要的生产与制造工厂职能，美欧国家主要处于研发设计与消费市场的终端。在这个链条上，任何环节发生重要的变故都会对整个循环链条产生影响，主要经济体任何政策变化都会对全球产生较大的外溢影响。以2011年7月发生在泰国的洪灾为例，灾害不但给当地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冲击了全球汽车、电子、电器及零部件等多个行业的供应链。泰国虽然在全球科技产业链中不占据枢纽地位，但这一事件表明，随着全球化分工的细化，每个国家的产业发展都在全球出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更别说美国、欧元区、中国等如此大型的经济体，在政策上的任何重大变化，都会对全球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并又通过外部环境的变动带来明显的溢回效应，伤及自身。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实证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再平衡，通过贸易、大宗商品价格和金融市场三个渠道，对主要贸易伙伴都带来了溢出效应。例如，在东南亚，中国经济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GDP要下降0.2到0.5个百分点。

　　第二，全球经济面临结构性难题，复苏艰难，需要世界各国制定政策，共同应对。过去几年，全球经济持续疲软复苏，即便在如此宽松的环境下也是这样，这表明实体经济已经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一是科技进步迟缓。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衰减，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二是人口结构变化。主要经济体先后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社会成本与压力增大。三是去全球化趋势。各国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四是金融监管问题。危机后，全球金融监管改革虽有进展，但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却受到了一定抑制，而高杠杆、高泡沫等风险在积累。五是安全挑战，自然灾害、地缘政治、恐怖主义和社会动荡等事件此起彼伏，不断威胁经济增长环境。没有各国合作、共同制定政策和推动实施，是难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第三，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承担全球责任力不从心，需要各国合作打造更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过去，在美欧国家经济实力占主导、相对稳定发展的时代，美联储可以担当世界央行的功能，美国和欧元区的宏观政策实施，就可以对全世界产生较好的调控作用。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欧洲更是遭遇欧债危机的冲击低迷不振；与此同时，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例已经从2005年的47%上升到2015年的58%。目前，美元和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依然占据80%以上份额的主导地位，与自身经济实力日益不相称。而我们看到的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更多地只关注国内经济而难以兼顾国际责任，欧洲央行为应对欧洲经济更是自顾不暇。因此，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重建有效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呼声迭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G20集团迅速站到了国际合作的中央舞台，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着手开展治理机制改革；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启航，2016年10月正式加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取得重要进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等新的合作机制建立。

　　未来，以G20为主要平台的全球性宏观政策协调将会成为常态。全球性宏观政策协调包括很多层面，原则上要求各国量力而行、共进共退，任何搭便车的行为都可能导致政策协调目标走偏。G20杭州峰会首次将结构性政策与财政、货币政策共同纳入协调范畴，扩大了政策协调的外延。当前全球政策协调的主要着力点包括：一是货币政策，应在保持价格稳定的基础上，继续支持经济活动。这意味着，在全球经贸活动依然低迷的形势下，有扩大宽松空间的国家不应过早收紧货币政策。对美国而言，如果价格水平依然较低、经济增长尚未强劲，实施加息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同时，各国还应合作维护汇率的稳定，防范过度波动，避免竞争性贬值，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二是财政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对促进实现共同增长目标非常重要。有财政空间的国家应当实施推动增长的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特别是优先支持高质量的投资；财政空间较小的国家应当控制好收支结构，确保债务比例占GDP的水平保持在可持续水平，防范主权债务风险。三是结构性政策。各国应当协同深化结构性改革力度，包括在就业市场、产业政策、监管政策等各方面，提升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此外，各国还应一致抵制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维护公平、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