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春，贝时璋考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医预科。1921~1928年留学德国，获土滨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该校动物系任助教。1929年秋回国，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历任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

　　建国后，贝时璋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所长；现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在社会工作方面：曾任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卷》编委会主任等职。

　　我生于1903年，是几乎与世纪同岁的老人。

　　一、少年时的感想

　　我生于浙江省镇海县北乡憩桥镇。祖父是位贫苦渔民。父亲小时给人放过牛，后当学徒、店员，又到汉口开小店，最后在德商乾泰洋行“买办间”当一名中国账房。母亲不识字，勤劳节俭，宽容厚道。童年时，常闻乡镇渔民出海打鱼，翻船丧生、家破人亡，使我感触很深。

　　母亲为了摆脱“目不识丁”的痛苦，对我上学寄予很大希望。第一天上学拜孔夫子，接着开笔老师刘楚臣教“天地日月，山水土木……”，用墨笔描红字本。当时我很高兴，日常看见的东西都可以用字写下来，这多好！感到读书有用，一定要学好。曾读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一文，其中头几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给我印象很深。读了此文后，自己对天地万物人生，有过不少幻想。

　　1915年，父亲带我到汉口，进德国人办的“德华学校”上中学。德籍校长办学严，对学生要求高。星期六下午放学，星期日晚饭前必须回校。学校备有许多册《理科书本》，书中几乎什么都有，如天文、物理、化学、矿物、植物、动物以至人体方面有关内容。虽然都很浅，但接触面较广，且有系统。我从中学到不少关于理科方面的启蒙知识。那时我就有一种想法，想更多地知道自然的奥秘。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打了败仗，德籍老师于1917年冬被遣送回国，学校由汉口主管教育的部门接管，改名“汉口第一中学”。后因经费困难，1918年停办。

　　那年秋，有一天我在汉口华景街旧书摊上买到一本 E·菲舍尔( E mil Fischer)著的有关“蛋白体”一书，读得很感兴趣；虽然一知半解，但初步懂得蛋白体对生命是很重要的。通过德华学校和汉口一中的三年学习以及自己的一些体验，对理科方面以及与生命有关的科目发生了兴趣。少年时养成广学博览的习惯对以后学业很重要。

　　二、走上科研之路

　　1919年春，我报考了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先进同济德文科，后入同济医预科。在此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也使我受益最多的是当时教解剖学的鲍克斯德老师，他授课不带稿，也不发讲义；讲课时，用图谱和实物相互对照，讲解之细致生动，教学之认真负责，使人无比敬佩。我对形态学有兴趣，鲍老师讲的解剖学是有重要影响的。

　　1921年秋，同济医预科毕业后，我和两位同班同学一起赴德国留学。我家里不富裕，能去留学完全是父母全力支持。倾其所有，凑得800元，才得以前往。抵德后，我弃医从理，先后在福莱堡( F reiburg)、慕尼黑(Muenchen)和土滨根( T uebingen)三个大学学自然科学，并以动物学为主系。我听了许多门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并参加实验或野外实习，还自学数学，这些大学的学习活动使我受益匪浅。

　　1923年秋，我最后转到土滨根大学，在动物系代理主任 R·福格尔教授指导下，一面做大实验，同时准备做学位论文。后在 J·W·哈姆斯教授指导下对醋虫的生活周期、各个发育阶段的变化、细胞常数、再生等进行了实验研究，总结出两篇论文，在1927年、1928年发表，后者是博士论文。

　　1928年3月1日，我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该校动物系任助教和从事研究工作。动物系学术活动较多，学术气氛活跃，当时动物系与物理系和地质系都在同一大楼里，各系青年人见面机会多，时常讨论共同有兴趣的问题，使我有机会学到不少新的东西。学术思想上受到哈姆斯教授很多启示。在德国学习的几年为我今后一生的科研道路奠定了基础。

　　三、锲而不舍的追求

　　1929年秋，我离别土滨根大学回国。在当时的中国谋个适当的职业绝非易事，但经过一些曲折，1930年终于应聘为浙江大学副教授，着手该校生物系的筹建工作。在浙江大学我先后教过普通生物学、普通动物学、组织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动物生理学等课程，同时又从事一些科学研究。我在浙江大学从事教学、科研20年。解放后转到了中国科学院，从事科研和科研组织、管理等工作。

　　在科研工作方面，我前后研究了动物个体发育、细胞常数、再生、中间性、性转变、生殖细胞的重建、染色体结构、昆虫内分泌腺、甲壳类动物眼柄激素等。1939~1945年我曾提到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学这些名词，并在1963年提出从分子水平去探讨生命现象。

　　1958年，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下，负责建立生物物理研究所。在诸多工作中，研究时间最长的是细胞重建课题。1932年春，我在杭州郊区松木场稻田的水沟里观察到甲壳类动物丰年虫的中间性，并发现在其性转变过程中生殖细胞的奇异变化，即细胞解体和细胞重建的现象，这一现象是新的细胞繁殖方式和途径的发现，打破了细胞只能由母细胞分裂而来的传统观念。正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抗日战争爆发了，浙大迁到贵州，那里找不到丰年虫的中间性，此项研究只得暂停。以后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开展，直至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才又有机会和条件与一批年轻的工作人员一起对细胞重建这一课题继续开展较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研究了各类物种、生物体各个部分、各种生命过程、各种情况和条件下的细胞重建。实验证明了细胞重建是普遍现象，并发表了论文和撰写了“细胞重建”论文集，研究工作仍在深入进行。

　　在我一生的教学科研生涯中，深深感到在科研道路上是不平坦的，会遇到种种艰险，但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要勇往直前。研究科学技术要有乘长风破万里浪的精神；自始至终坚持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独立思考、勇于创新，锻炼成为有远见卓识的人，这样就能打开局面，开辟新的航道，做出高水平、突破性的发明创造。

　　另外，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是忠于科学，热爱科学的。他热心科学，不是为名为利，而是求知，爱真理，为国家作贡献，为人民谋福利。对科学家来说，最快乐的事情是呆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或在图书馆里看书。有时看书看得出神，旁边有人叫也听不见；实验做得津津有味，有时把时间也忘了。实验做得成功，当然是一种乐趣，是一种愉快；实验即使失败，也不泄气，总结经验、找出问题、继续前进。要不嫌麻烦，肯花功夫，有耐心，有毅力，最后总会成功。

　　目前，我不能再到实验室亲自做实验，但仍坚持阅读书刊，及时了解国内外科技信息和动态。我现在虽然耳朵已聋，视力越来越差，但我思维仍清楚，还经常写些笔记和短文，力争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摘自《院士人生》，马尚瑞、朱英才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