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英格首府波士顿是美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心，麻省理工学院位于此地，波士顿也是美国东海岸重要的高科技中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电子网络的泡沫期，这里的电脑公司多如牛毛。那个时候毕业的学生不愁找不到一份工作，连刚到美国探亲的中国大妈大嫂，但凡有点英文基础而且进取心尚存的，都满怀热情地去上各种电脑班，学习C+ +或Java，希望日后成为一名高科技从业人员以获得以美金为单位的丰厚的报酬。从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毕业之前，我的美国打工生涯就开始了，当然是在波士顿的一家电脑公司里。

　　这家叫做“国际传播有限公司”的电脑公司名字取得很大很响，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不是美国人开的公司，因为美国人是不用这样大而无当的名字的。公司不大，只有百来号人，专门做“本地化”业务，即将电脑软件的英文界面置换成其它本地语言，使原本单一语种的计算机软件可以销往世界各地。因为这家公司的名称和我的大众传播专业听上去有关系，朋友就推荐我来实习，最初的工作是中文文本的翻译和编辑。

　　老板罗杰是法国人。他的公司是从地下室起家的，最初只有两台电脑两个人，将当地一些公司几页纸大小的文件翻译成法语。国际传播公司确实很“国际”，因为本地化业务语种的重点，西方语系是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简称Figs)，东方语系是中文、日文和韩文(简称CJK )，所以百分之六七十的员工都来自上述几个国家，也可谓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目标聚在一起。

　　在这个小小的联合国里，不同肤色和文化背景的人每天在一起，相处倒是十分融洽。

　　中文组是大组，有十几个人，在公司最靠里面的一角，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国王。中文组的人大都很安静，无事不去别的组与人闲聊。他们可以埋头翻译，一整天也不和外国人说上一句英文。午餐时间中文组的人也总挤坐在一张餐桌旁，这时候他们用中文聊天，声音很大，谈笑风生，与工作时的安静害羞状反差很大，引得老外们直向这张桌子侧目。

　　中文组的掌门人是位来自中国江南的女子，三十岁左右，已婚。此女天生一双吊梢眼，高颧骨，身材婀娜，无事常着各色旗袍，拖曳至脚面。女经理不仅人长得妖娆多姿，难得还是一位女中豪杰。她成功地让罗杰对中文组另眼相看，同意中文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样中文组不仅从文化上而且从管理上也独立起来，享受分公司的待遇。

　　中文组的项目越接越多，我因此很快从实习生成为正式员工，工作量也大幅增加，开始了大约是这一生中最辛苦的打工阶段：每天一早驱车四十分钟，九点赶到公司，下午下班的时间基本没有标准，什么时候交完活，什么时候才能走人，常常要到晚上七八点。用女经理的话说：一切是为了我们组的明天。组里的明天是个什么样子，好像只有她一个人最关心，而我关心的是两周一付的工资单，上面列有减去联邦税、州税、医疗保险、牙科保险等等之后的实得工资金额，那是一个令人自卑的数字。但这毕竟是一份正式的工作，和组里的其他人一样，我把它看得很重。因为看得重，所以就老老实实地干活。有一天为了赶工，我和两个同事连续工作了一整夜，女经理第二天早上来上班，见到这几个面呈菜色之人，除了一声早上好，竟没有别的话，而我们还要接着干到晚上，连续工作了三十六个小时才下班。

　　因为是第一份工作，没有比较，当时还以为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其实与其说在国际传播公司我是给美国人打工，不如说是在给中国人打工，因为直接领导你的人是中国人。一年后我跳槽到另一家公司任职，工作环境和待遇有了天壤之别，新公司的老板待人十分体贴，处事合情合理，从不强求加班加点，下午五点准时下班。有了比较之后再回头看国际传播公司，才看到了它的黑暗。

　　国际传播公司后来被竞争对手购买，女经理最后也不得不离开，听说后来去北京发展了，干的还是老本行。我想，在北京的她是否也时常身着一袭曳地的旗袍呢？(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