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这都是与中国科研教育软环境有关的问题。我1977年上大学，1982年到美国留学。到现在我都感谢邓小平，先让我有机会考大学，又开放国门，让我有机会到美国。今天，我一方面要在学术上继续出成绩，一方面对祖国的事关心到老、关心到死。今后，我会做更多的事情，推动祖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

　　——王小凡

　　2009年底，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致信华人生物学家协会，呼吁他们在中国发展进入快轨道的历史性时刻，在中国大声说话，“最好的支持是以你们在美国坚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为中国服务。我相信，在科学和研究中，中国和美国应该坚持同样的职业道德和伦理价值观”。

　　2010年2月，中国农历新年期间，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中国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王小凡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专访。他说：“身在海外的科学家，更容易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提出客观、公正和有用的建议，推动中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

　　“5年前，我们不能对国内的科研情况作太多评论，因为在有限的条件下，许多事情想改也不容易。但现在，中国正处在上升阶段，大家都在注视着中国的发展，我们在这边也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变化，但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科学界到底在经济发展上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今天，中国正面临转型阶段，正在着力解答如何从世界工厂转型为依靠高科技带动生产力的科技强国这一重大问题。在这个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科学家的责任就非常大了。”王小凡说。

　　从对研究机构的评价、全国范围内研究生名额分配严重不合理、对学术带头人年龄“一刀切”，到高校管理中普遍存在的“两驾马车”等，王小凡谈到了他所关注的问题。他说：“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中国的科学和高等教育在这方面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

　　研究力量被分散

　　多次回国，王小凡发现一个问题，特别是在高校，研究人员或教授都会花很大的精力去申请经费。他曾经问一位教授：“现在国内投入的经费不是很多吗？”教授回答：“是啊，但每个项目分下来的资金就不多了，包括科技部的‘863’和‘973’大项目。”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这不仅是分散精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不利于鼓励科学家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曾对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作过一次调查，发现每位研究员每年的平均经费有190万元，这相当多了。但与此同时，平均每个人有7个项目，常常只有2～3年的期限。而在美国，大多数研究员每年有2到3个项目，经费时间为4～5年，这样就不用整天写申请、汇报了。国内的科研人员实际上花了很多精力在经费申请和项目汇报上，反而无法集中精力做最重要的事情——科研。作基础研究必须要静下心来，系统和深入地研究某一个或少数几个重要题目。所以国家在科研基金管理上应该增加重大项目的资助强度和时间期限。”

　　“还有，比如科技部的‘973’计划项目，初衷是鼓励研究中的竞争和合作，但在运作上，有些项目变成许多人拉在一起分钱，有时一个项目下有十几个研究组。出现这个问题，一个原因是在一些项目中大家表面上是合作，但并没有真正有机地组合起来。不同的研究组只是从不同的方面做自己的事情，通过纸面上的联合来争取经费，却没有真正通过合作更深入地了解科学问题。另一个原因是害怕竞争，有时不同的研究组会通过联合申请经费的方式来回避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会有真正互补形式的合作。无论是哪个原因，这都变成了变相分钱，而且分到每个研究组的钱也就不多了。据我所了解，科技部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而且会在近一两年采取措施防止此类现象发生。同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开展了对于有别于面上项目的重点项目的支持。这都会有利于科学家们静下心来作深入系统的研究。”

　　他认为，影响研究力量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全国范围内研究生名额分配的严重不合理：“国内研究生的总数相当大，但同时存在着大量的人才浪费问题，比如，中国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以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主要研究型大学，是国家科研的主要力量，国家也投放了大笔科研资金，但这些地方研究生的数目都非常有限，缺乏足够的研究生。”

　　研究生总数越来越多，已成为世界第一，但教授们又抱怨学生不够，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我也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现实情况是，学生招来后，名额分配却非常不合理，国家科研主力的地方没有增加学生，而有些研究条件不足或很差的地方，却有不少研究生。我听说国内某位教授有50多个研究生，这样做完全是误人子弟。我们在美国做教授，最气愤的就是学生被某个教授放羊了——你毁了别人的一生啊，而且国内现在都是独生子女。”

　　另一个问题是对研究生的管理上仍存在很多问题。在上海某研究所进行评估的一次经历，让王小凡感触良多。一位研究员的科研水平不怎么样，但学生却不少，评审时评委们互相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是你的孩子在这个研究所，你是否愿意让他去这个实验室？”所有的人都说：“不。”“那么，我们也应该对别人的孩子负责任。所以，我们对所领导建议，像这样的人应该限制他招收研究生。”王小凡说。

　　他建议，从全国研究生的招收、管理到名额分配等各方面，都需要加大力度进行改革。

　　“人是最重要的”

　　王小凡常常问国内的科研人员遇到什么问题，他发现，以前是经费问题，现在是人的问题。

　　一位教授曾经对王小凡抱怨：“我有几百万元的经费，但只允许我买仪器，我买那么多仪器干什么？学校又有人事上的限制，比如竞争一个人，需要加一点工资，但学校又卡得非常死，常常做不成。”

　　王小凡说，人是最重要的。而用在人身上的“人头费”问题，国内管得过死，“财政部目前只允许15%左右的科研经费可用于支付研究人员的工资。”

　　“这一硬性规定造成很多不合理现象，比如，一些国家重点支持的实验室能得到大笔项目经费，却不能使用这些钱来聘请完成项目所必需的人员，只得将资金浪费在购买使用率不高的仪器上。这一状况与西方的制度完全不同，比如在美国，科研经费主要用于支付科研人员的工资(占70%～80%)。”

　　而年龄问题的“一刀切”，也是王小凡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

　　他认为，目前实施的“千人计划”，其目的是希望在科技界召回一批领军人物，回去的人不应该都做行政，大部分人应该真正做实验、带学生，通过他们的存在来影响软环境，带动年轻的学生，因为年轻人的成长会受到周围成功人士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现在要回去的人仍然有顾虑，首先就是年龄“一刀切”的问题。比如，科技部有不成文的规定，将承担国家“863”计划高科技产业研究项目主持人的最高年龄定为55岁，基础科学方面的“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的年龄在个别情况下可放宽到60岁。

　　“这个年龄段的硬规定使许多在这个年龄段的高层次人才对回国后的事业能否长期发展十分担忧！他们担心这会提前结束他们的科学生涯。”王小凡说。

　　他以生物医学为例。生物医学是一个实验学科，人才的成长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在美国，大学毕业一般在22岁左右，攻读生物医学博士学位大约需要5～6年，做博士后则需要3～6年；如果被聘为大学助理教授，则需要5～7年的时间晋升为副教授，做到正教授又需要5～7年时间，这时已经是超过40岁接近50岁的年龄了；如果做到系主任一级，通常还需要5～6年的正教授经验。这些人如果能回去，将对中国的科技教育发展起到很大作用，但再过几年就让他的实验室关门，是科研资源的巨大浪费。

　　“我觉得应该有专门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全部放开，应该因人而异，看每个科学家本身的能力和潜力。比如，我所在的杜克大学医学院基础科系，4位系主任的年龄都在65～70岁之间，但他们在各自的学术研究领域仍然走在世界的前列。考虑到打算回国的高层次人才的主要愿望是在中国继续自己的科学生涯，为国家的‘科技立国国策’作出贡献，政府应该以人为本，完善这一引进计划。从长远看，这样的灵活性政策也应适用于在国内成长起来的科学家。”

　　大学的问题

　　王小凡讲述了最近发生在身边的一件事。

　　有100多年历史的美国《生物化学期刊》是一本影响非常大的期刊，王小凡是其中的一位副主编。两个星期前，他收到了《生物化学期刊》中另一位副主编发给大家的一封信，信中就《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以井冈山大学2位教师70多篇造假论文被撤稿为例，说中国造假严重，奖励论文的做法实际上就是鼓励造假，希望编辑们提高警惕，因为中国作者的投稿越来越多。

　　这封信让王小凡非常生气，但也认为这位副主编并非恶意：“他说奖励论文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造假，这点我也承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王小凡在给大家的回信中说，这所大学的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排名较低的学校通过奖励论文来展示其存在，是一种常见现象，但至少在中国顶级的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院以及主要大学，奖励论文发表已不再常见。过去两年中，这些机构通过邀请来自美国主要大学的科学家组织的评审委员会对所在机构进行评审，研究文化和环境都在改善……现在，他相信这些地方作出的绝大部分研究是经得起科学检验的。

　　“这件事情实际上说明，中国大学的改革势在必行，大学应该分类型和层次，应该同时存在以研究为主的研究型大学和以教学为主的大学。不同的大学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方法，以教学为主的大学，为什么一定要赶鸭子上架、非要教授们发表论文才能考虑提升呢？美国有上千所本科教育非常好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教授的职责就是教学生，对他们的评估就是基于教学质量，而不是论文。一小部分研究型大学则以研究为主，主要的职能是承担科研和培养年轻一代的科学家，从而代表一个国家的科研水平，这类学校里教授的主要精力是作研究和带研究生。”王小凡说。

　　“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促进一所大学寻找自己的定位和特色。其实归根到底，这又转到了大学自主权的问题上。在这方面，中国科学院做得比较好，所长负责制贯彻了这么多年，确实使中科院在各方面都走在了前面。从整体上看，目前中国的科学主力确实在中科院，但中国目前在大学的投资也不少，如果大学的研究力量起来了，与中科院并驾齐驱，中国的研究水平就会更上一层楼。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有些已经被提到了高层进行讨论，例如最近施一公教授在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座谈会上提出的有关加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建议，我非常同意。大学的管理应该分层次和类型，不能‘一刀切’。”

　　王小凡表示：“中国没有必要要求所有大学都要作科研，大部分大学应该是以培育本科生为主要目的，不应将科研作为主要任务。不同的层次和类型的大学，要有不同的评估体系。”他强调，对研究型大学，同样也要按不同的职业途径进行评估。因为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类型的人，如果大家都去搞科研，没有人去教学生，那么招来了第一名的学生也没有用，而且会误人子弟；但教学任务过重，又没有办法作好科研。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答案应是各尽所能，不能强求每个人既要作好科研，又要教好书。在这方面，国内一些高校已经开始了类似的改革，如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最近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变这种局面。“希望在国家的层面上，教育部能够认真研讨这一问题，拿出实际解决办法来。”

　　王小凡指出，国内高校在管理体制方面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校长、书记“两驾马车”。“如果校长、书记配合得好，这不是问题；但是，如果配合得不好，那么中层干部没有办法做事，大学管理就处于半瘫痪状态。现在国家给大学投了许多钱，要将高等教育提高一个层次。但有相当多的大学却处于这种半瘫痪状态，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怎么办？王小凡说：“实际上，改革很容易做。中央部委、中央大型企业都已经走在改革的前面了，解决办法就是一肩挑，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或者派行政副职。因为领导人的意见如果不统一，就应该以一个人为主，并由校董事会进行监督，防止出大问题。”

　　国际评估

　　2005年10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在中科院率先成立国际顾问委员会，实行国际评估。两年后，中科院生物局开始对主要研究所进行国际评估，王小凡参加了过去两年对6个研究所的评估。

　　他说：“好的评价体系一定要建立起来，这样才能将学术风气扭转；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估体系，就无法建立促进科研的软环境。过去是各个研究所自己找人，有的就是找熟人、走过场。这怎么能行呢？除了建立好的学术风气，现在中科院和大学都面临人才光进不出的问题，研究力量不够，拼命招人，而不够条件的人又不能离开或流动起来，这样过几年就会出问题。”

　　“国内现在的客观现实是：招回来的人刚做完博士后基本上都给了正教授职位，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当然中国有特别的原因，因为助理教授不能带博士生。但直接给博士生导师职位会导致新的问题：缺少一个在人才独立成长过程中评价他的过程和淘汰机制。一流大学和一流研究机构本应有一流人才，但现在是良莠不分，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改革势在必行。”

　　“我参与评估了中科院的6个研究所。这个评估有几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端正大家的认识。怎样才能作出一流研究？只有系统性、深入性地作，才能作出一流研究，我们才给最好的分数；我们不鼓励分散性工作，这里发一篇论文、那里发一篇论文。做得差的，就需要转岗或关闭。通过这种评估，促进与淘汰相结合的体制。我们希望中国将来能出大家，在各学科出国际领先的学术带头人。”

　　今年夏天，王小凡将参与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和医学院基础科学部的国际评估，“清华走出了第一步，这是第一个在中国高校的生物科学领域进行的国际评估，我们希望清华走出这一步后，其他高校能够效仿，形成一种制度，客观、公正、透明地评价。让做得好的人因更优的环境和支持而成长，同时让该流动的人动起来。”

　　王小凡简介

　　乌鲁木齐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学没有毕业就进入工厂，做了8年的工人。通过自学，于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生物化学专业，1981年底考入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读研究生，同时在首届“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中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1982年赴美留学。1986年获加州大学落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1992年成为杜克大学药理和分子癌症系助理教授，1998年成为终身教授，2003年成为正教授。

　　他首先克隆了在癌症发生和生物发育过程中都具有重要作用的TGF-βII型和III型受体，主要从事TGF-β信号转导及该通路在癌症中作用机制的研究，包括阐明特定的microRNA分子和分泌蛋白作为TGF-β信号转导的中间载体而影响肿瘤微环境的分子机制。(王丹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