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长征路上女红军：“五百农妇缴一团”(图)

　　2月14日，北京。漫天纷扬的小雪带来漫漫的哀思。被誉为“长征英雄，海南女杰”的长征女红军谢飞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谢飞是海南文昌人，是参加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30名女红军之一，谢飞的逝去，让人回顾起万里长征路上女红军战士的英勇历史与慷慨壮歌。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个刻度，一个瞬间。但对那些慷慨奔赴万里长征的女红军战士来讲，却是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当时有2000多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除从江西瑞金出发的中央红军的30位女红军外，陆续加入长征征程的其他方面军女战士共2000多人)。她们与男红军一样浴血奋战、艰苦跋涉。一部分女红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长征；另一部分女红军却在战斗中、行军中倒在漫漫的征途上。

　　女红军们巾帼不让须眉，她们经历了重重磨难，像男人一样战斗，她们为部队筹来了一担担粮食，救助了一位位伤员，唱响了一支支催人前进的战歌，谱下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

　　去与留的艰难抉择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国工农红军正面临着一道进和退的难题，中国革命也处于危急关头。与此同时，红军中的女战士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是随主力红军一起走，还是留下来开展游击战？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李维汉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工作。你们妇女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当时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了，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妇女来讲都是一种荣耀，有的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安全的保证。但并不是每一位女战士都能紧随大部队，有许多人不得不留下来，面对更残酷的局面。就算是名单上的女人们，也并不是想走就走，想留就留的。她们首先要通过体检关。

　　被通知体检的女红军们，很多人从生下来就没有进过医院，更没有见过那个神秘笨重的X光机。但检查身体是政治纪律，必须严肃对待。她们走进苏区红色医院的大门，平生头一次量身高、测体重、验血、验尿、照X光，她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就此被改写了。

　　1934年10月16日傍晚起，王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邱一涵、陈慧清、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贺子珍、钱希均、萧月华、康克清、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等30名女红军和8万多中央红军一起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开始了长途跋涉。她们的行装很少，只许带15斤重的东西，其中包括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粮食由部队发放，同时还给她们每人配发了一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女红军们把搪瓷缸子挂在腰间，成了红军长征途中一道别致的风景。

　　坚决“不得八块钱”

　　长征伊始，面对日益严峻和恶劣的局面，当时部队有条纪律，如果有红军在途中跟不上队伍，就会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组织上留下八块钱作为生活费。因此女红军们提出了一句简单朴素的口号：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

　　在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恶劣的条件使得女红军的性别意识淡化。她们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的尾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时，三五个人挤在一起，还要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女红军危秀英居然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长征的女性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彭德怀曾开玩笑说：“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无论男女，无论职务高低，宿营时都有一项“功课”，就是捉虱子，谁也不笑话谁。为免去麻烦，有的女红军干脆就推个光头。一些顽皮的小战士常常和她们开玩笑，趁她们不注意，从身后一把掀掉帽子，女人们光亮的脑袋暴露出来，那些战士们则哄堂大笑：“快看，尼姑来了。”“尼姑也来闹革命了！”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女红军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不抛弃不放弃。部队进入云贵高原时，邓六金发高烧，拉起了肚子，连话都说不出了，但就是不肯拿八块钱。危秀英见状，主动向连长请求让她来照顾邓六金随部队一起行动。有几次，邓六金看到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气喘吁吁，实在过意不去，含着眼泪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危秀英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我们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这对红军姐妹，一个病，一个累，她们相扶相持，最后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