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沈阳九君子”帮助“九一八”后国联调查团(2)

　　九君子冒死挺身而出

　　刚得知“国联调查团”要来中国调查“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真相的消息，以著名银行家巩天民为首的沈阳九位爱国知识分子，便自发秘密组成了“国联外交爱国小组”，这九人还包括金融家邵信普，医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教育家张韵泠。他们在日军一边实行白色恐怖一边销赃灭迹的情况下，冒死行动起来。

　　要知道，获取每一件罪证都是惊心动魄的。比如，日军把持“满洲国”财政的证据布告，是贴在财政厅大门前的，那里时刻有日军站岗。负责拍照此证的巩天民，选择阳光最好的上午，怀揣相机偷偷爬到日军司令部对面一家商号房顶，长时间等候阳光直射到哨兵和布告。腿脚等麻了，蹬掉一块屋瓦，院内涌出一群人大喊“捉贼”。他趴到树枝掩着的房脊上好长时间不敢大声喘气。待捉贼人散去，日光也照过来了，又怕哨兵听见按快门声，想借汽车声掩护，然而过往汽车又极少，等待好久才趁汽车声拍照成功。

　　日满政府不仅疯狂销赃灭迹，而且大肆编造假情况，这就给爱国小组增加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有些日军张贴的告示，白天寻到地点，晚上再揣了水瓶子把告示润下来，弄残缺了的，还得想法再找。更难找的是一些日军直接发给“满洲国”政府的命令文件，如果对伪政府的管卷人员思想情况摸得不准，贸然请求拍照，很可能会被检举逮捕。光是为拍到一份这样的文件，他们需周密计划，花许多天作相关人员的思想工作。

　　日军专门安排“满铁株式会社”成立了应付调查团的“准备委员会”，指挥日军后撤至铁路沿线，以造成没有日军占领的假象。如果行人被询问“你是哪国人”，必须承认是“满洲国人”；强迫学生必须高呼“满洲国万岁！”；关东军还特地编印了一套《想定问答集》，迫使官民众口一词，如果被问到有超出“想定”以外的问题，则要做到闭口无言；规定若有人能告发私自向调查团递交信件，或私下会见者，将奖励高额奖金；“政治犯”、能讲英语和法语的住院病人、乞丐、无业游民，以及任何“可能会损伤日本人面子的人”，都被关押到“满洲国”监狱。

　　在这样惊心动魄的恐怖中，爱国小组秘密奋斗了四十多天，每聚会一次，必“各饮苦水一杯，以励卧薪尝胆之志”，深信“中国如永无自决办法，则别国不会有代决办法”。巩天民除了领导爱国小组行动，还把妻儿和亲戚也发动起来，为他站岗放哨，收藏或转移秘密材料。每次出门他都向妻子交代：“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他连除夕之夜都没间断出去活动。他和刘仲明等还在教育界和医务界串联了百多人，成立“卫生会”，每人每月捐出自己工资的十分之一，资助义勇军武装进攻日伪政权，以造成正面证据。

　　在腥风血雨、城头高挂太阳旗却暗无天日的沈阳城里，九位爱国君子秘密在各界知情人士中四处奔走，搜集到几百份珍贵材料，光是打印，九人就花费了8天时间。然后他们又分工合作，有人编辑整理，有人重新誊抄打印，有人再翻译成英语文本，最终形成一份400多页、文图量相当大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这册文件分三篇编定：第一篇主题为“九一八事变”是早有计划的侵略行为；第二篇主题为“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三省到处杀戮百姓，肆意侵犯中国主权；第三篇主题为伪满洲国的建立是日本侵略军一手炮制的。

　　汇编文件完成后，还有一个特别关键、也特别危险的程序：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郑重签字，否则没有法律效应。这就等于说，他们必须一个个都在生死簿上签名！九位大义君子都这样做了。签名者之一张查理的夫人宫菱波，英文特别好，她特意为这册材料赶做了个蓝缎子外皮，又用红丝线绣上“TRUTH”(事实)字样。此时，调查团还没到达沈阳，他们又冒生死之险，经多方秘密调查了解，找到一位与中国人有亲属关系的英国驻沈阳领事馆友人，托他届时把这份具有国际法律效应的文件转交给团长李顿。

　　但是，本无实力又怀了私心的国联，迟至1932年2月2日才正式派出以英、法、美、德、意五国各出一名代表组成的调查团。因英国代表李顿是团长，故俗称李顿调查团。

　　李顿舍近求远，从欧洲乘船出发，绕道美洲，访问了3个调查团成员国的首都后，不是先到遭受侵占的中国东北，而是于2月29日先到了日本。在日本，调查团一路听到的当然都是强盗逻辑的一派胡言。

　　当调查团再由日本到达中国，先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调查了政府及各方代表人士后，几经辗转才于1932年4月21日到达沈阳。按说调查团到东北，本应由中国负责接待，可是，由于东北已成了日军掌控的“满洲国”，不仅没让中国接待，竟连中国政府的代表也险些不得“入境”。后虽几经周折得以入境，却随时有遭暗杀的危险，这便可想而知，日本强盗会怎样极力阻控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沈阳的调查了。

　　试想，没了本国军队保护的老百姓已成了亡国奴，连吃碗白米饭都算经济犯，说句不满的话就是政治犯，哪还有权利有机会接近调查团提供真相证据？就连中立国医院收治的百多名“九一八事变”伤兵，都被日军以转院治疗为由，赶在调查团到达之前，送往外地，全部处死灭口了。

　　调查团所能到达之处，日军都周密布控了便衣宪兵和特务，反日人士想接触调查团，简直难如登天。调查团人员想单独外出转转都有人“保护”。所谓调查，几乎等于听日满当局安排的“侵略有理”的汇报了。而日本关东军方面安排的所谓知情人，不是特务便是汉奸。

　　如果调查团取不到日军罪证，那东三省就将在世界舆论中真的成为“独立国家”了。让调查团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倘遇到这种情况，别国都是一边武力抗击，一边向外界求助，而中国政府却悠闲地等待调查！连调查团中有同情心的李顿团长，都急得寝食难安，无法理解。

　　值此国家和民族危亡之时，能自觉冒死挺身而出者，必是心怀大义的民族骄子，与拿起刀枪抗战的武士，应同为英雄。沈阳九位置生死于度外的爱国君子，在调查团到沈阳之后，辗转再三，终于将这份生死文件当面交给李顿先生，并秘密同他们进行了面谈，同时还替其他一些民众团体递交了一批相关材料。这份分门别类汇编而成的大型材料，成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日军侵华行为作出定性的重要依据。

　　《报告书》一经国联公布于世，日本立即陷于国际舆论谴责的被动局面，不禁恼羞成怒，宣布退出国联，并悍然纵兵入关。《报告书》虽然没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继续侵略，却对中国政府丢掉幻想，决心实行全国抗战，起到巨大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