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正确对待苏联顾问：以老子自居的不要也罢(3)

　　“我们不回避原则性的争端，他们(苏联顾问)不了解的情况，一定要说通”

　　彭德怀对“洋顾问”虽然是既顾又问，但心中有数，不是言听计从。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在中央苏区瞎指挥，他始终记忆犹新：1933年9月，李德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任中国共产党军事顾问，在博古的支持下直接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结果“崽卖爷田心不痛”(彭德怀痛斥李德的话)，断送了整个中央苏区。

　　因此，在强调“认真学习苏联”的同时，他也经常嘱咐大家，在运用苏军经验解决我军实际问题当中，不要机械搬运，特别不允许“上纲上线”：我们不回避原则性的争端，他们(苏联顾问)不了解的情况，一定要说通；他们从愿望出发对我们不满的意见，要解释通。……在政治上，谁不拥护苏联，那是错误的。在战术、诸兵种合成战斗战术方面，都要百分之百的学习。但有些问题是可以争论的。这样的争论，不是反苏。

　　这个时期，在他经手处理的事务中，有许多没有采纳苏联顾问意见。遇到有些事情盲目听从顾问建议的，他更是严厉予以批评。

　　1952年10月15日，他主持第一次军委例会，把部队训练时间的分配确定为：军事训练占60%，政治教育占20%，文化教育占20%。事后，苏联顾问提意见说：文化教育时间占的太多，没有必要。彭德怀接见提意见的顾问，耐心解释说：“旧中国文化教育落后，文盲多，战士入伍以后才能学文化，学了文化才能掌握军事技术，将来复员回家也便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和一些发达的国家，征来的新兵不仅多数人有文化，有的还会开汽车、拖拉机。中国现在则相反，是军队把战士培训成司机或坦克手，然后复员到地方上才能开汽车和拖拉机。这是中国的实际。”结果，文化教育占用时间最终超过了20%！彭德怀的态度，也影响了军委各总部。同年11月1日，在由总参各部领导人及各特种兵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上，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提出：各部门要经常与苏联顾问开座谈会，征询他们的意见，以改进工作：同时，他又告诫有关部门的领导人，既不能不听顾问们的意见，又不要完全依赖于苏联顾问。

　　1953年初，在军委例会上讨论国防工程建筑，业务部门依据苏联顾问的意见，为了国防保密，要求把内伶仃岛上的居民全部迁走。彭德怀一听，火了，当即批评说：“迁移居民一定要慎重，要积极动员。岛上的(居民)，有证明的留下，重大嫌疑的迁走，但这是极少数。内伶仃的居民全部迁走，要不得，这是单纯军事观点。”

　　1953年9月4日，彭德怀召集了第三次扩大的军委例会，向大家提出准备采取的精简方针，让大家展开讨论。这时，朝鲜战争已经停了下来，全国经济建设已经全面铺开，军队建设自然也需要全面展开。因此，当时在各军种、兵种工作的苏联顾问，都有扩大本军种、兵种的强烈情绪：炮兵顾问说，“炮兵是战争之神”；装甲兵顾问说，“装甲兵是战场上的主要突击力量”；工程兵顾问说，“工兵是战场上的开路先锋”；海军、空军的顾问更加强调，“海、空军决胜”……这些意见，通过与会代表发言反映到会议上来，无形中增加了彭德怀的工作难度。一问发言者何出此言，纷纷曰：苏联顾问意见！彭德怀陷入深思：现在是顾问专政了？

　　抗美援朝开始以后，为加强沿海防务，我国从苏联进口了几十个连的火炮，并按苏联顾问的设计构筑了一批海岸炮阵地。彭德怀每次看到都要发脾气，结果是从山东一直批评到海南岛，还把具体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有这些阵地都出于一个公式，战术缺点很多而且严重：阵地完全是露天的，对空毫无遮蔽；火炮位置放在最前沿，胸墙很薄(30-50厘米水泥，仅能防弹片)；炮和炮之间距离很近(每门炮相隔40米，中间安放弹药库)，而且等距离排列在一条直线上，只要有一枚凝固汽油弹或重磅炸弹落入阵地，全连火炮和弹药都有被毁的危险。到了战时，在敌人飞机轰炸和舰炮射击的情况下，不待发挥作用就可能被敌火力摧毁。”一句话，这些海岸炮阵地的设计，在苏联有强大空军掩护，有大、中型口径火炮的海岸防御火力配系，或许是适用的，但照搬过来，就是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战术思想。由于彭德怀的坚持，苏联顾问的意见被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