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公河边防警察：我们相当于糯康残余眼中钉肉中剌(3)

　　“那次感觉真的是要战斗了！”

　　作为新组建的一支水上警队，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水上支队涉外性比较强。除了“歌声、掌声、帆号声”、“站相、坐相、走相”的要求相当严格外，在航行中，每一名指挥员和战斗员随时都处于“准备战斗状态”。

　　在国内航段航行时，指挥部有时会设置一些障碍，如用空炮弹、放鞭炮、扔石头进行干扰训练，看艇上的指挥员会不会及时处置，考验战斗员会不会紧张。

　　“我们面对的是可能躲在森林里、藏在暗处、带着火箭筒的恐怖分子。这条江最宽200米，最窄处不到20米。只有通过贴近实战的训练和防袭击演练，才能保证每一次巡航的安全。”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水上支队水勤科朱红胜警官说。

　　“编队在航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比如，指挥员要用耳朵听听两边有没有异常的声音，观察员身着防弹衣、拿着望远镜在前面观察，通导兵要把视频指挥系统联络好，机电兵是艇上的心脏医生，枪帆兵在第一时间要能把子弹装上去、关键时刻要能打响……”

　　根据治安情况和复杂性，湄公河航道巡逻执法的勤务分段执行，共分为三级勤务：一级勤务，全员值勤，所有的武器都要上；二级警务，有一半人在值勤；三级勤务，安排警戒哨，四面布署警力。当发布一级勤务时，战斗员要在30秒钟内完成所有准备，包括运弹、子弹上膛、进行瞄准，如果完成不了，可能就要挨打。

　　“我参加了9次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其中有一次航行时，子弹都发到了我们每个人手里，当时听到湄公河上有商船被袭，要去解救，气氛比较紧张。我接到的任务是，带一个翻译，携带武器和另外两名战友到陆地上去搜捕。我身上带了300多发子弹，那次感觉真的是要战斗了！但最终是有惊无险。”回忆那次临战状态的情景，28岁的枪帆长黄萌握紧了拳头。

　　“真干起来，他们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黄萌的自信在于，他和他的战友代表的是国家的武装力量，一些不法武装分子包括糯康残余势力和一个国家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但作为小股的力量，不排除他们会打冷枪，因此，我们不会掉以轻心。”

　　糯康案发生后，有一天，还在上海公安边防总队工作的黄萌在报纸上看到相关报道，当时他就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事儿”。后来，公安部边防局要抽调人员组建水上支队，他就申请了。“也快，刚定下来，第二天就给我把飞机票定好了。”

　　2011年11月9日，黄萌抵达云南。到了这里，他在老家的女朋友向他提出分手。

　　“损失归损失，我的骨头练得还是比较硬的！”黄萌弯起胳膊说，“在第六次巡航中老联谊晚会上，我把衣服一脱，在水泥地上，几个倒功腾空、前倒、前扑、侧倒，只稍微秀了一下中国边防警察的“肌肉”，就把老挝的军人给惊呆了。”

　　在黄萌眼里，在湄公河上航行的人，大多是各个国家的合法公民。在登船执法检查时，除非接到情报，执法检查人员一般主要检查船名、船号、船主、运载货物、相关出入境证件、是否有违禁物品等。

　　38岁的孙其峰是水上支队53901艇机电班班长。尽管有16年的海警资历，但水流湍急的湄公河还是让他每次出航担心：机电设备会不会出故障？会不会影响出航？第三次航行中，由于湄公河水位较浅，编队的船艇搁浅了几个小时，在战友们的通力合作后，才排除了险情。

　　航行中，机舱里温度很高，要轮流值班。孙其峰每次在登记主机监控参数时，衣服往往湿了很快又干。走到甲板上，耳内仍一直“嗡嗡”地响。有人和他讲话，他还是听不清楚，得大声问，才能听得清。

　　2013年1月，在孟漠援外值勤时，孙其峰的母亲不幸去世，他一直隐藏在心里。等到完成任务回到家时，母亲已经去世一个月。

　　25岁的白族姑娘张静2012年从云南民族大学毕业后当上了一名边防警察。她是巡逻执法编队中唯一的女警官，工作是泰语翻译，这次是她第六次参加湄公河巡逻联合执法。

　　航行中，张静的生活在艇上还是有些不方便。艇上刷牙、洗脸用的是浑浊的湄公河河水（加点净水剂处理）。上厕所时，她就叫一个战士帮着看一下门，洗澡只能等艇停靠老挝孟莫码头后。

　　作为一名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张静觉得自己还不能达到“专家级”的同声传译水平。因此，巡航之前的准备工作会特别累，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我现在最需要提高的是专业方面的词汇，而不是一般的生活用语。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翻译这个桥梁，使外方代表团真诚地感受到中方执法合作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