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场突遭搜查之谜：或是被偶然发现(2)

　　马林因素说

　　在中共一大代表的有关回忆中，说到被搜查原因的有四人，有两人说是因为马林的原因而被搜查的。张国焘说：“当时我们保密观念很薄弱，可能当大会在博文女校进行时就已为警探所注意，那次改在李家举行也未逃掉他们的耳目，所以他们很可能有一网打尽之计，故选在马林与尼克尔斯基参加时下手。”陈潭秋的回忆与张国焘的说法相近，他说：“我们的推测，侦探发现我们的会议，是由博文女校跟踪而得的。”李达回忆说：一大会场被搜查“这是因为马林用英文大声演说，夹杂着说了好几次中国共产党，被法国巡捕听去了，所以才有那一场风波”。董必武说：“开会为什么被敌人发现呢？因为那时，外国人到中国人住的地方是不太多的，国际代表马林进去时有人就跟着走进去了。”以上的回忆都只是他们自己的推测，没有什么根据。

　　后来学者任武雄研究发现有档案资料说明，中共一大会场被搜查是由于马林的行踪早已暴露引起的。

　　马林，荷兰人，原名亨德立克斯 斯内夫利特，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在荷兰殖民地爪哇进行革命活动，1919年被爪哇当局驱逐出境。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二大，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1921年3月，他奉共产国际命令离开莫斯科赴上海，途经维也纳，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被拘捕，后在友人与律师的帮助下获释。维也纳当局对于他打算去的国家一律作了通知。因此，马林自欧洲到上海，沿途都受到严密的监视。荷属东印度政府同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密切联系，并将他的情况随时通知上海英、法租界当局。这事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有详细说明。

　　另据荷兰外交部几份档案记载，1921年6月17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致上海荷兰总领事的一封信说，斯内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拉”号到上海，住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得烈森。7月14日离开南京路东方饭店，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马林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即处在英、法租界巡捕房的监视之下。7月30日晚，马林到李汉俊家开会，也被盯梢。马林与一大代表离开李汉俊家以后，巡捕前来搜查，特别反复询问李汉俊、陈公博，那两个外国人是谁，因为巡捕心中已有疑窦。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也认为，马林在维也纳被捕以后，马林的中国之行显然已经受到怀疑。到上海后，警方也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这从各国警方屡屡相互通报他的住处等情报和部分往来信件也看得出来。马林对此有所察觉，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通过别人收发信件和电报等。虽然还没发现有关马林在中共一大期间行动的警方资料，但是，马林在会议期间被盯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实际上，警方当时已经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日本警视厅6月末得到的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代表开会，日本人也将参加。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开会地点却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即现在的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黄陂南路”，不见得是虚报。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来源，我们不知道日本警视厅是通过何种渠道搞到这份情报的。但是，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来考虑，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是来自或者通报给了驻上海的各国租界当局。上海的租界当局很可能基于这些情报加强了警戒。事实上，法租界当局还制定了一个条例，这很可能是加强警戒的一个步骤。这就是7月31日《民国日报》报道的取缔集会条例。该报道说，条例规定：自8月1日以后，凡集会须于48小时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长许可；秘密集会，或不事先申明集会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处罚。假如警方事前得到了共产党将要召开代表大会的消息，匆忙制定这样一个条例的目的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据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记载，警察在搜查会场时，误认陈为“日本社会党人”，这也许印证了日本警视厅得到的大会将有日本人参加的情报。总之，租界当局在密切监视马林行动的同时，肯定意识到了共产主义分子将要开展具体行动。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一大会场遭到搜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笔者认为以上这种说法似乎也不太合理，因为如果侦探已经跟踪了几天的话，或者说已经知道马林的行踪的话，何以最初几天会议能顺利进行？巡捕房早就应该动手捕人了，不可能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贸然让程子卿单独闯入会场，从而惊动目标，事后再去，已是人去楼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