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新的突围是强军目标对军事文学的呼唤

　　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已经确定，一幅为打仗、能打仗、打胜仗的新景观正在遍布神州的演兵场上展现。作为我军软实力组成部分的军事文学，滞后于强军实践的现状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离得远，与我军深化改革的步履拉开了距离，成熟的作家有能力却钟情于过去的人和事，新生代作家心有余而力不足，自身的局限制约了创作。二是表现浅，已有的一些作品思想含量低、透视能力弱，只限于小故事、小情趣和小纠葛，对我军推进改革的复杂矛盾触及不多不深，其反映的部队现实生活还停留在浅表层。三是力量散，本来就在紧缩的文学队伍，未能把有限的创作资源集中起来，犹如散兵游勇四面出击，作家的关注点和创作的着力点相对分散，与上个世纪军事文学曾有过的“集火突击”的态势形成鲜明对照。尽快打破目前军事文学长期徘徊的局面，从整体上实现又一次新的突围，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既是现阶段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赋予军事文学的使命任务，又是军事文学保持自身生机活力，开拓繁荣兴盛之路的内在要求。

　　回顾新时期军事文学进程，两次重要突围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第一次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下，以自卫还击作战和百万大裁军为契机，军事文学在经过漫长的浩劫之后成功实现了第一次突围，率先拉动我军文艺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第二次是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在世界新军事变革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以调整军事战略方针、全面启动我军改革为契机，军事文学在面临舞台艺术和影视艺术的双向夹击下，顽强地实现了第二次突围。如果说前一次突围具有全局意义，属于战略性的转折，那么后一次突围则是局部的行动，属于战役性的突破。尽管差异明显，但都对军事文学的发展乃至整个军队的文化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实现又一次新的突围，就要学习借鉴历史经验，顺应大势、抓住机遇，以党中央已经做出应对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为契机，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认清军事文学的困境何在、薄弱环节在哪里，冲破长期阻碍的藩篱，从而闯出一条新路来，进一步激发和凝聚军事文学的创造力。

　　“下生活”，向着

　　未来战争演兵场拓展延伸

　　现在部队的专业作家大都在总部、战区和军兵种层面的领导机关，久居大都市，身在高墙里，日子长了，就好像生活在物质和精神的“围城”之中，既有思想的束缚、生活的隔膜，也有工作中的顽症痼疾和创作自身的制约局限。多年来，部队始终呼吁作家要“下生活”，但被当作口号喊得多，停留在会议和文件中多，至于怎么组织落实就很少问津了，也无相应机制监督考评。如在过去的年代，只要作家迈开双腿就能到自己想去的部队“下生活”。但在今天这个新时代，部队的情况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实战化的训练已不在当地，要出营房、跨区域，甚至上天入海到国外；演习不再是单一平面，往往是诸军兵种合成立体，与外军双边、多边联演已成机制并有扩大之势；执行多样化任务早已出了国门，足迹、航迹到达亚、非、欧，长距离、持续性、常态化，如此这些，已成为当前我军最基本、最重要的实践。其原因不是作家主观不想去熟悉和了解，确实是受到各种环境条件的限制而自身又无力去解决。振兴军事文学，要优先考虑组织作家切实把握好我们党新形势下建军治军的总方略，明确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行动纲领，有重点地到我军改革发展的前沿去。如参加总部筹划指挥的战略战役演习，与外军跨国界的联演联训，执行国际维和、海外护航和地区性的反恐处突，就像当年组织作家到执行边境轮战任务的部队去生活，组织作家“重走长征路”“北上南下”“追赶兵车”等活动一样，自上而下，打破建制，混合编组，相互交流。宏观能与战区、集团军首长近距离对话，了解战略战役层面强军打赢的深谋远虑；微观能与前沿部队入列同行，直接抵达作战演习地域，行动军事化，生活野战化，不以“创作员”的头衔去采访，而以“战斗员”的身份去体验。需要强调的是，今天的作家需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创新愿望、追梦想象和探索胆量，但又要防止那种单纯好奇、猎奇而不求甚解、浮光掠影的态度。只有从观念到方式都来一个转变，才能真正做到重心下移，潜入“深水区”，认识新事物、结识新人物，从而使自己对于强军目标精髓要义的思想认识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有一个大的提升和跨越。惟其如此，作家才能走出“围城”，以坚定的步履向着打赢未来战争的新疆域拓展延伸。

　　从宏观微观结合上

　　认识复杂的中国军情

　　在与作家朋友交往中，他们对部队建设的各种矛盾并不是完全不了解，大家见了面都要涉及这方面的话题。但当他们下笔时却又犯嘀咕，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心理负担很重。写深了有一些担心，写浅了就像一杯白开水，连自己也觉得看上去一览无余，喝起来没有味道，更别说读者不会感兴趣了。这里既有作家缺乏辩证的思想、直面现实的胆识和善于表现的智慧等主观方面的问题，也有相关部门引导不够、分析不透、鼓励不足的客观原因。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问题了，当年徐怀中写《西线轶事》，李存葆写《高山下的花环》、朱苏进写《炮群》和柳建伟写《突出重围》，都曾面临如何触及部队矛盾、特别是深层次矛盾的现实课题。是采取回避的态度绕着矛盾走，或是避重就轻写一些不痛不痒的东西，还是勇于面对困难和问题，包括一些棘手的问题、敏感的问题和“老大难”问题，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锐利武器，向军营生活的纵深掘进。作家们的职业精神和艺术良知让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创造了那个年代军事文学的辉煌。几十年过去了，从未有过的开放、包容、和谐、宽松的文化环境早已形成，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的学术氛围日益浓厚。在新世纪，我没有经历过也未曾听说过，有哪一位部队作家因为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揭示了军营现实生活的复杂矛盾而受到任何责难。关于能不能写矛盾，如何把握触及矛盾的分寸尺度，其问题的关键已不是来自外部的因素，主要取决于作家自身的责任、勇气和智慧。有识之士早已大声疾呼，农业文明对中国人思想的禁锢直到今天仍没有完全散去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思想解放绝不应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它应当是思维方式和思想材料的全面开放，是对思想胆略的一次全面武装。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在十八大以后把改革开放称作是一次“新的伟大革命”。作为军队作家在这事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历史关头，应以更加自觉的担当走在“新的伟大革命”的前列，解放思想，轻装前进，投身即将到来的又一次改革大战役，迎着风险挑战，穿过激荡的思潮，破解碰撞的矛盾，勇为改革鼓与呼。军事文学的组织领导者们，则要为作家打赢这场新形势下的文学攻坚战做好战略谋划，制定战役方案，研究战术战法，不当只动嘴的“甩手掌柜”，也不做隔岸观火的看客。要拿出当年前辈筚路蓝缕的勇气，与作家们一起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去分析认识今天国家和军队现实矛盾的尖锐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因单一的宏观鸟瞰而满目光明，也不因单一的微观透视而一团漆黑，对社会转型阵痛要有真切体验和深刻感悟，既不麻木不仁，也不怨天尤人，把揭示渡过“深水区”的艰巨性和夺取改革新胜利的必然性统一起来，攻坚克难，跋涉险滩，在“新的伟大革命”的斗争中谱写中国军队新的传奇。

　　文学中的英雄人物与新闻中的

　　典型人物不能简单画等号

　　这些年军事文学有一种现象，就是作家跟着“典型”走，但这个“典型”并非是现实文学所主张的那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是各个部队宣扬的英模人物，用眼下媒体的行话来说，就是此起彼伏的“典型大战”。往往是某个“典型”已经在不同的媒体“轮番轰炸”之后，作家又去受命写书、写戏、写电视剧或电影，其结果不言而喻。回想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到中期这个阶段，我军出了雷锋、欧阳海和南京路上好八连几个重大典型，除了《欧阳海之歌》这部长篇小说外，雷锋、好八连都被改编为话剧和电影，基本没有涉及文学。现在来看，因为“好八连”的话剧和电影创作者们遵循了艺术规律，没有简单地去图解当时的政策概念，也没有照着“新闻典型”的葫芦画瓢，而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着重反映上海解放后，刚刚进城的人民军队又面临糖衣炮弹进攻的复杂环境和严峻考验。因为它是艺术的而不是新闻的，因为它真实地刻画了有的官兵在“十里洋场”打了败仗，而没有只在那里高唱胜利的赞歌。至今《霓虹灯下的哨兵》光彩不减当年，还照耀着温暖着我们每一个军人的心。与之相比，近年来那些被戴上“典型”桂冠的文学、戏剧、电影和电视剧，且不说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冷遇，更谈不上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实践告诉我们，文学并不是不能写“典型”，而是不能跟在新闻后面亦步亦趋，必须严格遵循自身的特点规律，“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像长篇小说《红日》《红岩》《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都是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人物和故事，但又不同照相一样直接进行原封不动地反映，而是秉承文学典型化的原则方法把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真正创作出像石东根、江姐、杨子荣、刘洪这些堪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诚如《红日》的作者吴强所说，我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写战史。透过这些血火斗争的史迹，描写、雕塑人物，故事里的种种细节则可以由作者自由设计虚构。强调军事文学新的突围，一个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就是在选取题材、塑造人物的时候，不要简单地与现实生活中的先进典型画等号，而是“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在各种各样的人物中，则“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在描写社会主义新人中，又应当下工夫塑造出更多更好的具有时代特征和军旅风骨的英雄形象，反映我军在推动改革的大进程中为拓展和捍卫国家利益勇于牺牲、奋发有为的崭新面貌。高扬英雄主义旗帜永远是军事文学的本质属性和铿锵旋律。突出强军目标则是当代军事文学的鲜明主题。军事文学对英雄人物的塑造，早已伴随着改革的大潮从“三突出”的旧模式中突围出来，现在面临各种文化思潮的激荡，需要防止和避免的是落入一些外国大片的“洋模式”。不戴军帽却在头上包一块黑头巾，不穿军衣而穿黑色套头衫，双肩斜背大口径的子弹带，以为这就是创作出了新的英雄了。靠外在的模仿怎么能写出感人的英雄来，只有“接地气”，多食“人间烟火”，才能真正写出写活写新写实中国军人的中国心。

　　给作家一把

　　走进强军之门的钥匙

　　凡是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家，不仅要有深厚的军旅生活积累，而且还要有良好的军事素养和战争理论造诣。徐怀中写《底色》，除了背井离乡穿越战场的亲力亲为，还依赖他对美军和南越游击队不同的战略战术的深入研究，包括双方主战装备的性能特点和使用规律的透彻了解，做到了文武兼备，写起战争来游刃有余。刘亚洲写《恶魔导演的战争》，与他长期以来对犹太民族历史文化，特别是对以色列军队的学习研究分不开的，包括他后来的作品《格林纳达的对话》《攻击攻击再攻击》《这里是马尔维纳斯群岛》等等，都透视出他广博的世界知识和深厚的军事理论功底。随着我军作家队伍的新陈代谢，新人不断加入，或许他们中有的上过军校，有一定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的基础，但普遍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对我军的历史若明若暗，包括建军以来队伍的演变重组、重大事件、重要的战略战役和红军时期军团到师的领导、解放战争纵队以上指挥员，知之不全不细；二是对外军了解若明若暗，远的不说，就从海湾、南联盟到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形态演进，战略战术的思维转变、作战分队编成改革、武器装备创新发展等等，都缺乏全面系统的学习研究。当然不能用军事指挥员的标准来苛求文学家，但读兵书、知战争则是军事文学作家的应有之义。我们尚未打过机械化战争，或许信息化作战方式也会很快就过时。以军事文学为己任的作家们，需要在强军实践的大课堂里补上现代军事、未来战争这一课。否则，我们即使下了生活，到了前沿，也可能是雾里看花或只能看“热闹”而弄不明白其中的“门道”，结果是水中捞月一场空。学习掌握现代军事和国防科技理论知识，就好比获得了进入强军之门的一把钥匙，使我们从“入门级”上升到一定的“段位”；又好比上了一个台阶，由此就能够站在前人和别人的肩膀上瞻望未来，这样我们才能跟上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快节奏，与强军的雄师劲旅同一步调，掌握与新一代指战员沟通的新语言，共同驾驭强军之路的新战车，在打赢未来战争的新疆域，为我们的军事文学补充新能量，进而为强军之师释放出更加有力的正能量。

　　文学评论队伍是

　　实现突围不可或缺的力量

　　现在能读到的军事文学评论很少，据权威机构发布的2010至2011年《中国文情报告》《2012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除对几部涉及军人生活的作品和几位军人作家的名字提了一下，对军事文学再无任何的分析评说。原因自然复杂多样，除了自身创作的问题，也不能否认与淡出权威机构的视线，包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权威人士的重视相关。这种变化并不单单是数量的减少，过去一些在军事文学评论中颇有建树的大家名家，现在仍然宝刀不老，驰骋文坛，只不过是转移了阵地，把精力更多用于研究分析其他作品。现在专门从事军事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的人员势单力薄，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令人担忧。当然，创作有自由，评论也有自由，我们不能去苛求甚至责怪评论家，仍然需要相关部门来做工作并有所作为。军地协同共建军事文学是我们党抓文艺工作的优良传统，在这方面军队更有着独特的优势和宝贵的资源。上世纪80年代，党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转发了中国作协与总政文化部关于推动军事文学繁荣发展的《会议纪要》，明确提出加强军事文学的理论建设和文艺批评。随后军地联合召开军事文学评论研讨会，层次之高，参加人员之广，史无前例。被称为文学界泰斗的大人物亲自为创作军事文学的小人物撰写评论推荐新人新作。有影响的理论学术刊物《文学评论》经常推出军事文学研究和评论的最新成果。作为当时军事文学重要阵地的《解放军文艺》和《昆仑》杂志，更是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开展评论活动、培养评论新人的职责，吸引聚拢了一大批有志于军事文学评论的青年，正是在这个阵地上拿起了文艺批评的武器，使他们由此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更是对历史经验的重温，也许从前走过的路已经回不去了，但需要我们寻找新的时代坐标另辟蹊径。无论今后的路怎么走，都必须从具体的、可行的而且是有用的事情做起，不图急功近利，只求长期有效，凡是徒有虚名、流于形式的“招牌”和活动尽量少搞不搞，切实让我们曾经有过的那支非常活跃又充满活力的军事文学评论队伍重整旗鼓，为实现新形势下军事文学新的突围摇旗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