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工程兵一家六七人齐抗日 14岁上太行山根据地

　　我奔涌不息的思绪，是由他儿子齐明的突然到访引起的。小伙子长得壮硕、魁伟、英气逼人，给我一种故人重逢的惊喜。因他从小跟着我的孩子叫我妈妈，见面就说妈妈，你还记得我父亲的模样吗？我说当然记得，你父亲那么好的一个人，我不仅熟悉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意志和品质，还熟悉他留在茫茫林海和浩浩荒漠中的一串串脚印。

　　齐明这时捧出来一本书，说是写他父亲齐锐新的，希望我能翻翻，如有感触，但愿也能写点什么。我一看，是武警作家刘秉荣写他父亲的传记《走近齐锐新》，一时百感交集。你想，熟悉的传主，熟悉的作家，这该是命里注定的缘分。这之后，我怎能止得住浮想联翩？

　　那是3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在基建工程兵报社工作，当编辑也当记者，他在国家黄金总公司任党委副书记。但当年的国家黄金总公司、黄金指挥部和黄金局，是三块牌子一个单位，其中的黄金指挥部又隶属基建工程兵序列，这使我有机会在翻山越岭的采访中遇到他，认识他，也使我有机会坐在洒满细碎阳光的铁皮屋子里采访他。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勇往直前的人，讷于言而敏于行，什么时候在工地上见到他都头戴一顶安全帽，裤腿上溅满泥浆，嗓子因在粗重机械的轰鸣声中不时呐喊而显得有些嘶哑。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和长年战斗在大山莽林里的部属一样的黑，一样的粗糙。可能他早就听说过我的经历，每次见到我都非常热情，问我需要什么帮助。后来，我也知道了他的经历，这时再见到他，就有一种见到兄长的感觉。

　　实际上，他不仅在年龄上是我的兄长，是我们这代人的兄长，而且是共和国建设者队伍中的兄长。早在1941年，当他还是个14岁的孩子时，就跟着骑在毛驴上的母亲越过日本鬼子的刺刀，上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那时，他们家族有好几个人为国牺牲了，他毅然投身抗日救亡的大姐和二姐，先后到了太行山，虽然身处战火纷飞的前线，但依然牵挂老母亲和他这个陪伴着老母亲的小弟弟。此后，他们一家有六七个人聚集在抗日队伍里，舍生忘死，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新中国成立后，姐姐和姐夫们进城了，他却从东北土改工作队悄然转身，加入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军。上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东北鞍山和西北酒泉钢铁公司的扩建和筹建中，就有他挥汗如雨的身影。除此外，他的履历，是用去中国人民大学、苏联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公司学习深造，用在包钢、天津铁厂、宝钢和武钢的开发建设，用担任基建工程兵黄金指挥部、国家冶金部黄金局、黄金总公司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指挥部指挥员的资历填满的。这么说吧，他几十年风尘仆仆走过的路，既是那一代奋发图强的建设者们走过的路，也是我们这个励精图治的国家走过的路。

　　有意思的是，我再次见到他，是1985年，在北京木樨地24号楼我自己的家里。那一年，在百万大裁军的剧烈震荡中，经他向中央领导和国务院多方呼吁，其麾下的黄金指挥部得以从正在撤销的基建工程兵脱离出来，正式纳入武警部队的编制序列。已经58岁的他，忽然穿上了他从此再没有脱下的军装，以政治委员和党委书记的名义向武警总部报到。刚好我参与创建武警部队的老伴李振军同志正担任武警部队的第一任政委，他到我家来登门拜访，是来向作为武警总部政委的振军同志汇报工作和请教带兵经验的。

　　振军同志和他一见如故，非要留他在家里吃饭。那天，我自己下厨，用我们湘西故乡的腊肉和湘泉酒招待他。他非常激动，但又有些拘谨，自觉地把自己放在部属的位置。振军同志邀他对饮，他连连退让，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个新兵，只是象征性地喝了一小杯酒。然而，说到从此要用部队的方式管理他那支散落在祖国边远地带和深山老林的队伍，他既不回避问题和矛盾，又充满信心。他说，国家的经济正在腾飞，需要大量黄金储备，他知道自己重任在肩，义不容辞，即使山野为家，肝脑涂地，也要如期如数地把黄金找出来，提炼出来，因为这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金融地位。

　　这之后，振军同志不时对我提起他，说他如何深入部队，如何带领官兵钻山沟，穿林海，真抓实干，不惜拼了老命。但说得最多的，还是他如何艰苦朴素，如何两袖清风，下部队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决不允许额外接待，更不收任何土特产。我至今还记得这样几件事：一件是他老伴张春凤在黄金总公司工作，但在单位转制时，他在有关部门拟好的名单中亲手划去了她的名字，没有让她穿军装；一件是黄金指挥部的驻地在靠近北京北五环的城边，他进城办事，从不让在城里上班的儿子齐明坐他的顺风车；再一件是，他的儿媳妇第一次从上海到北京看望公公婆婆，返回那天大雪纷飞，他亲自用自行车送儿子和儿媳到公交车站，然后再陪他们一起坐公共汽车去火车站。他这样做，既倾注了一个父亲对儿女的厚爱，又不失做人和做官的原则。

　　想不到两年过去，他在突击完成国务院下达的在“七五”期间生产80吨黄金的任务中，因用力太狠，身体过度透支，突然垮了下来。这是1987年4月，他在成都参加完四川省黄金工作会议之后，深入四川安昌河金矿、白水金矿，陕西山阳县黄金14支队和河南三门峡黄金第9支队考察，人还在半途，突然一夜夜地失眠和咳嗽，吐出的痰中有团团鲜血。回到北京上301医院一查，确诊为中晚期肺癌，并且已经向肝脏及骨骼等多处转移。让人痛心的是，由于病情发现得太晚，又发展得太凶，有关领导同志和武警部队想尽办法给他治疗，也没有挽回他的生命。半年后的10月24日，当他不幸去世的消息传来，振军同志和我当场被震惊了，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在齐锐新同志去世20多年后，在刘秉荣同志为他写作的这部传记中，从他几十年工作过的十几个单位，收录了他留在档案里的大量发言提纲、工作报告与总结、党组织的鉴定与评议，还有他本人在历次政治运动及人生重要转折阶段亲手写下的自传、自述、思想汇报、对照检查、干部履历表履历。这些来自历史深处的文字，原汁原味，不遮掩，不粉饰，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从中可见齐锐新同志诚实地为自己画出了的一条生命和心理轨迹。沿着时间顺序读下来，就像看一部电影回放，让我们既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人生的路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又能听见他走在这条路上沿途发出的呼吸声、心跳声，还有在迷茫和郁闷中偶尔发出的叹息声。

　　读着齐锐新这些仿佛还带着他当年体温的文字，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始终表里如一，心地坦荡，苦乐自知，在任何时候的任何工作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从不偷奸耍滑，溜须拍马，曲意逢迎；遇到大事小情，总是默默地扛在自己肩上；即使被复杂的政治斗争和人际关系误解，也能反躬自问，不断在自己的身上查原因，找问题。都知道我们曾经走过的那些年代，说实话、说真话、把自己的内心完全敞开，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他不惜把这些话和这些隐秘的心理活动用白纸黑字写出来，坦诚地交给党组织存入档案，这充分显示出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举个例子说吧，在1958年，对受极左倾向影响出现的大炼钢铁，由于他身在钢铁战线，因而比大多数人看得更清楚，这时他在给党组织的思想汇报中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坦露心迹：“对土法炼钢质量，(我)认为土钢不如洋钢好。洋钢国家缺，目前生产量不能满足需要，(对)土钢是否能够完全适应这种不足的需要有疑问，土钢大量生产之后，主要用在哪些方面？在思想上模模糊糊……听说有的人把正在使用的锅也拿出来砸了，有些想不通，认为这是完全不必要的。”

　　目睹这些文字，我的心忍不住在颤抖，为这代人的纯真，也为锐新同志对党组织的心无芥蒂。我也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我知道当年我们在写下这些自传、自述、对照检查和干部履历时，尽管不可避免的带着某种历史的狂热，说一些过头的话、违心的话，有时还故意贬低自己，但态度是非常认真和严肃的，甚至是非常神圣的，连脑子里偶尔掠过的私心杂念也不放过。换句话说，在写下这些文字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是在扪心自问，在反求诸己，对自己哪怕不值一提的一点小错误、小过失，穷追猛打，自觉地抖落身上的灰尘，清除灵魂里的污垢。经过无数次这样的自述、自省和自纠，这一代人从青年走到了中年，又从中年进入了晚年，人也渐渐地变得淡泊宁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变得高尚和纯粹起来。往大里说，我承认，我们的党也走过许多弯路，犯过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但直到今天，为什么还能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核心，成为不可撼动的执政党？其奥秘，就在于组成我们这个党的大多数成员，都拥有这种自我反省、自我纠错和自我纯洁的能力。那些令人痛恨的腐败分子，之所以败坏党的声誉，让自己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潭，问题就出在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誓言，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反躬自问和思想改造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中国黄金部队曾经的掌门人，我认为齐锐新同志足以成为今天的一面镜子。虽然他的官不算大，也没有被树为时代的什么典型和楷模，而且在20多年前就离开了我们，但他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怀念的人、敬重的人。打个比喻说，这个一生为国家炼铁炼钢和提炼黄金的人，实际上把自己也当成了一块矿石，投入到熊熊燃烧的革命事业的熔炉中，最终把自己也炼成了一锭黄金。(贺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