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卖首饰解决新四军军需 拒国民党“雪中送炭”(3)

　　军长任上，严于律己，公私分明

　　叶挺身为军长，但从不搞特殊，不摆架子，坚持与广大新四军指战员生活战斗在一起，坚持把战士和群众的安危和冷暖放在心上。部队在岩寺集训期间，叶挺亲自到军政治部创办的两所夜校去讲课，对听课的农民青年说：“你们不要小看自己，抗日就靠我们这些穷人。你们这样刻苦努力地学习，以后定能为抗日救国做很多事。”他还不时地出去走访岩寺街上的贫苦群众。听说孤寡老妇汪五婆病了，他马上找来一名军医，让他给老人诊治。随后他又登门看望老人，送去一篮子鸡蛋。部队行军中，他时常下马与士兵一起步行，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在皖南事变突围中，部队断粮，在危急关头，他还把自己的马杀了供大家食用。他平时节衣缩食，粗茶淡饭，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他曾说：“不管怎样困难，我们也要抗战到胜利，这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也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谁也不曾有过这样的念头，拿多少钱，抗多少敌。我们是拿得顶少，但我们愿抗得顶多。”

　　叶挺热情好客，重友情。请客吃饭，也是常有的事。当八省红军游击队在岩寺集结停当，接受过“点验”后，叶挺便备下几桌丰盛的家乡粤菜，宴请了首席点验官、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及其随员们。罗卓英是叶挺的广东同乡、保定军校的同学和粤军时期的同事，旧谊颇深。第二天,叶挺又陪同他们逛了黄山，显得热情周到，于公于私，都很得体适当。然后,集合司政机关全体干部，欢送罗卓英一行。事后，项英夸赞叶挺对付罗卓英真有办法。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期间，叶挺也经常让自己从广东带来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菜肴，邀请项英等军部领导及追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们，在一起聚聚餐，为的是联络感情，增进友谊；有时也招待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虽然叶挺的交际活动较多，但他每次宴请宾客，都是自己掏钱，从不慷公家之慨。

　　叶挺酷爱摄影，他用来拍照的徕卡相机，不是用公款购置的，而是用夫人卖首饰的钱在香港买的。叶挺的二儿子叶正明回忆说：“1938年，父亲虽然是一军之长，但生活并不宽裕，妈妈出阁前是东莞的名门闺秀，出嫁时带来了一批嫁妆，于是，妈妈卖了一些首饰，这一年和爸爸一起在香港买了一架西德产135徕卡相机。打那后，不管战事多忙，他都把相机带在身边，拍摄了许多战地照片。有一次，爸爸到上海为新四军筹款，住在霞飞路公寓，正遇日本飞机轰炸，成群的炸弹就在身边呼啸爆炸，闸北成了一片火海。爸爸不顾个人安危，站在阳台上举起照相机，拍下了侵略者的罪行。”如今，泾县云岭“种墨园”内展出的摄影作品，大多是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期间在皖南拍摄的。这些摄影作品，成为新四军军史中非常宝贵的资料。

　　叶挺还带头捐款建起简陋的军部摄影室。成立军部摄影室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拍新闻照片，对外宣传新四军在前方作战取得的胜利；二是给新四军排级以上干部建立照片档案。当时不少红军老战士，都想拍张纪念照片，寄给家人，自己留存。于是在军部摄影室的基础上，又增设了合作社性质的照相服务社，由叶挺、项英和陈毅等人带头捐钱集资入股，购买照相器材，私人拍照和冲印照片要记账收费。当时只有两台相机，一台是用120胶卷的禄来福来相机，另一台是照相馆用的木制座机。暗房用几丈黑布做帐幕，红灯是用油灯罩上的红玻璃代替，没有电源印片，放大全靠日光。叶挺利用闲暇，随身带着徕卡相机，多次亲临摄影室当教练和辅导员。

　　曾在军部工作的画家赖少其回忆说：“我1939年10月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叶军长即把自己所拍的战地照片拿给我看，说想编一本《新四军》摄影集，送香港印刷，交宋庆龄、史沫特莱作为海外宣传品，为新四军筹集经费和医药，同时也为了粉碎顽固派对新四军所谓‘游而不击’的造谣污蔑。”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叶挺拍摄、编辑、出版新四军影集的计划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