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等“捉蒋”方案形成始末

　　本文原载于由余玮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魅力周恩来》。

　　绥远抗战的胜利和席卷全国的援绥抗日运动，大大激发了有失土亡家之痛的东北军士气，也使张学良深受鼓舞。他一方面积极同红军和十七路军秘密筹组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作出兵抗日的准备，另一方面又恳切地向蒋介石再次请求率部开赴前线。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一封请缨抗敌书，态度之诚挚、心情之焦灼跃然纸上。可是蒋介石回答却是“时机尚未成熟”。相反，蒋介石派陈诚到绥远前线，制止绥远军民的抗战活动，要傅作义防止事态扩大，并要他抽出手来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围剿”陕北红军。

　　此前几天，蒋介石还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令逮捕在上海的全国救国会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制造“七君子事件”。蒋介石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怒，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弄得国民党当局手足无措，狼狈不堪。12月3日，张学良为了表明心迹，亲自驾机第二次飞赴洛阳见蒋介石，向他陈述了东北军中的抗日情绪已高涨到无法抑制的程度，“剿共”军事行动因太不得人心而实在难以继续进行下去，要求无论如何应派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可是蒋介石却根据陈诚的报告，胡说什么日本根本无意将当前冲突扩大为全面战争，在绥远前线的晋绥军和中央军足以抵挡日伪军，因此没有必要再派军队前往绥远，而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必须全力消灭共产党。

　　张学良满腔愤恨，“砰”地一声拉开蒋介石的房门，摔门而去……

　　蒋介石根本无视全国民众的反对和中共的规劝，也不吸取山城堡惨败的教训，一心要把“剿共”战争打到底。他在洛阳把一切策划、部署完毕后，通知所有中央军的高级将领和部分杂牌军的将领速到洛阳开军事会议，进行具体部署。这次与张学良谈崩后，他又突然宣布将会议改在西安举行，且把参加会议的人员范围缩小，只包括直接参与“剿共”的中央军将领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以防人多泄密。

　　12月4日，蒋介石踌躇满志，带着不可一世的气焰，乘坐着陇海铁路专用列车，来到西安。他未与任何人见面，直接乘车前往临潼，住进了西安东25公里的唐代御池遗址华清池。

　　蒋介石为了加快他的“剿共”计划，将他的嫡系“剿共”干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立、万耀煌、陈继承调集西安“督战”。数十万中央军纷纷临近潼关，新购置的战斗机、轰炸机频繁不断地在西安机场降落，大规模的内战乌云笼罩在西安上空。蒋介石自认为，这是最后一次的“围剿”，最多不超过一个月就可以“剿灭”全部红军，他的所谓“安内”大业就可完成，他就可以凯旋京城了。

　　对于蒋介石来说，在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剿共”之前，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是他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因此，他一到临潼华清池就召见两军的军、师长谈话，用请客吃饭、威吓利诱等手段进行所谓“精神感召”，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并对张学良、杨虎城宣称：“无论如何，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当的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