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督军曾为毛泽东办书社剪彩 10年后大悔(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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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步：当上特别交涉员

　　毛泽东是文化书社的特别交涉员，经理却是易礼容。

　　无疑，易礼容担任经理比毛泽东更恰当。易礼容在湖南商专学过管理，是当时难得的经营人才。他与女友许文煊都是新民学会会员，也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赞成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

　　在书店，易主内，毛主外，通力合作，把书店办得红红火火。

　　作为特别交涉员，毛泽东承担着繁重的“外联”任务。他借助舆论工具，对文化书社进行广泛宣传。在毛泽东的联络下，湖南《大公报》曾三次为文化书社刊登广告性文件。他做起书籍广告来也别出心裁，这有夹在该社出售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中“广告”——《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为证：“先生买了这一本书去，于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向先生道贺的。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我们预备着留给先生哩！”“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 这完全是稍有文化知识的贩夫走卒也能看懂的白话文。

　　毛泽东也做有点类似现在的“图书、报刊销售排行榜”的“软广告”，即通过介绍文化书社的动态和销售情况，告诉读者畅销书是什么。

　　书社最初销售的书籍只有100余种，杂志40多种，报纸一二种，这些书报大部分是随到随完，供不应求。在他的“特别交涉”下，经议事会同意，聘请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为“信用介绍”，据此与全国各地书刊建立广泛联系。陈独秀介绍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新青年社等知名出版社，让文化书社免交押金先提货；在李大钊帮助下，北京新知书社、新潮社也给文化书社“最惠待遇”；而恽代英创办的武昌利群书社出版的书籍，则优价供应文化书社。从此，文化书社“货源”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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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感悟：一举三得

　　书籍报刊是特殊商品，是意识形态的承载体。毛泽东等其所以选择“开书店”，首要的是“传道”。在谈到书社的经营思路时，毛泽东说：“现实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确实，文化书社创办不久就发展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也是广大青年学生来往最多、受教育最深、受鼓舞最大的地方。

　　其次是“建网”。“得网络者得于天下”，93年前的毛泽东早就明白这个“商道”。1920年至1921年春，书社与省内外发生书报营业往来的有六七十余处之多，并在本省平江、浏阳、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设立分社和代销处。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多半由新民学会会员及其他进步青年担任。毛泽东等人通过文化书社和分支机构，迅速将新文化运动推向全省，还通过书社的业务活动与全国各地的革命团体建立了联系。这张“网”，不仅是文化传播网，也为革命联络网。湖南早期党团组织建立后，文化书社及其贩卖部、分支机构大多成了党团的通讯联络机关或活动场所。1921至1923年，长沙文化书社俨然是中共湖南党组织的“总机关”。中共“一大”结束之后，苏联顾问马林从上海去桂林会晤孙中山，途经长沙时特意在文化书社停留，专门与毛泽东、易礼容等人聊了很长时间。

　　第三是“筹款”。文化书社的经营所得，也就成了党团工作经费。

　　湖南早期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李维汉后来评论说：“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文化书社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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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延闿的后悔

　　10年后，即1930年，文化书社的实际“店主”毛泽东和剪彩者谭延闿身份都变了。毛泽东成了中共重要领袖人物之一，也是创建红军的“山大王”。谭延闿则追随孙中山，到广东投身国民革命，从大本营的秘书长做起，一路官运亨通，还做过一个时期国民政府的主席。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带着一支红军在湘赣边界打土豪、分田地，把谭延闿老家——茶陵县高垅的谭家大屋都端了。谭延闿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广东时的“联共”、到武汉时的“溶共”，再到南京时的“反共”。1930年9月，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二打长沙时，身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谭延闿听到消息后，后悔地说：“晓得如此，我当时剪么子鬼彩啊，还不如把他抓起来枪毙了。”（记者 文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