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亲历红军三大方面军长征 翻越11座雪山

　　在举世闻名的长征中，李井泉是为数不多的参加过三个方面军长征行程的亲历者。

　　在中央红军的长征序列中，李井泉先后担任过军委干部团教员、中央直属队政治处主任、没收委员会主任、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红军游击队总政委。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又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部协理员，先后担任过红军总部二局一科代理科长、红军大学政治教员、上级政治科政治教导员。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到达哈达铺后，又调任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直至长征结束。

　　长征中最为艰难困苦的行程，是雪山草地。而这个“之最”中，最艰难困苦的，是红四方面军的雪山草地行程。李井泉就是这个“之最”中的“之最”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幸存者。他在这个“之最”的行程中，先后翻越过11座雪山（其中1座是3次翻越），三次进出和穿越草地，经历了最严峻的自然考验和党内斗争的考验，也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一次重大洗礼，最终成为了人民革命斗争中千锤百练的精华。

　　翻过了第一座雪山之后，他踏上了更加蜿延曲折的行程

　　1935年6月14日，李井泉跟随中革军委直属纵队翻越了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王母寨垭口，来到了懋功县（今小金县）的达维镇。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们送来了粮食和衣物，端上了热腾腾的牛、羊肉汤……

　　当时驻扎在懋功的是李先念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各一部。红四方面军的兵员众多，但缺少有文化的干部，而中央红军在长途转战中虽大量减员，但储备的干部甚多。于是，红四方面军给中央红军补充了一些兵员，中央红军也为红四方面军调去了许多干部。李井泉就是这时从中革军委直属纵队调到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部任政治协理员的。

　　对此，同时期调任红九军参谋长的陈伯钧将军在日记中有过记载：

　　（1935年）7月16日，晴，稍阴，微雨。

　　……16时请倪志亮同志，九军政治部主任周子昆、李井泉等同志会餐。一为欢迎来者，一为送别去者，一举两得。

　　翻越夹金山后，李井泉随红九军政治部行动，先后在懋功县域的达维、抚边、两河口等地区筹粮备战近两个月。

　　政治协理员是政治工作部门的工作人员，类似于现在的“干事”，工作既琐碎又繁杂。这个工作对于在中央苏区就曾独当一面担负过许多重要职务的李井泉来说，是有着很大的“落差”的，而已经在党内斗争中经历过许多蹉跎和委屈的李井泉对此并不介意，仍然兢兢业业地去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

　　在雪山草地中，他又经历了一次党内斗争的严峻考验

　　1935年8月中旬，驻扎在懋功、马尔康、理县等地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和原中央红军一部被编为左路军，开始按中共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确定的“北出陕甘”的方针，陆续启动了北上的行程。在这个月里，李井泉跟随红九军部队一起，连续翻越了梦笔山、卡子山、格地山等3座雪山，进入了草地。

　　梦笔山，是藏语“蒙这娜”（意即“万人之路”的音译），位于小金县与马尔康县的界山，垭口海拔高度4080米。从两河口出发翻越这座雪山到卓克基，当年的徒步行程在120里路以上，李井泉等经过整整一天的行军，直到深夜时分才到达了卓克基。

　　在卓克基、马尔康地区修整一天后，他们又继续起程。在经大郎脚沟，翻越了海拔4272米的卡子山垭口，到达了大藏寺。卡子山这座雪山名不见红军长征史籍，实际上海拔高度高于夹金山和梦笔山，红九军的将士们在此付出了很大牺牲，据陈伯钧日记记载，那天（8月19日），“沿途无反动武装扰乱。但因病亡故暴尸者不下廿人”。

　　大藏寺是一个座落于半山腰的著名寺院，有几百年的历史。李井泉随红九军政治部在此休整了两天（8月20日、21日）。那天上午，李井泉与陈伯钧、朱良才等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一起，讨论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问题。对此，陈伯钧日记有过记载：

　　（1935年）8月20日，稍晴，夜雨。

　　……早饭后，与朱良才、李井泉等同志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问题。

　　这次战友间的正常谈话，给这3位来自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带来了诸多蹉跎。

　　那个时候，由于张国焘与党中央在战略方针上有分歧，他刻意延宕“北出陕甘”方针的贯彻执行，并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中散布对中央不满的情绪，致使松潘战役流产，部队迟迟不能行动。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团结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陈伯钧、李井泉等在这个敏感时期在一起讨论这个敏感问题，当然也引起了一些被蒙蔽的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注意。

　　这个事情被汇报到张国焘那里，3个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特殊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