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精英涂作潮：开启人民军队电子对抗先河

　　父亲涂作潮的早期革命生涯

　　涂作潮1903年生于湖南长沙，由于革命工作需要，他的曾用名有涂保生、唐宝生、沃罗达尔斯基、吴思浩、宋友才、蒋贵庭、蒋林根等。由于家庭贫寒，他从小学徒做木工。1920年，涂作潮师从黄爱、庞人铨，在工人夜校和劳工会阅览室等处接受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启蒙教育，并加入了湖南劳工会，参加了长沙泥木工人罢工。

　　1924年初，父亲涂作潮来到上海恒丰纱厂做工，在工人夜校里认识了蔡林蒸(蔡和森的哥哥)、林仲丹和李立三等，同年5月，经李立三批准，由蔡林蒸和林仲丹介绍，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林仲丹主持入党仪式。父亲参与创建了杨树浦工人进德会，并参与沪西二月罢工。当年5月1日，涂作潮作为恒丰纱厂代表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期间，涂作潮和与会代表参加了在沙面的示威游行。大会结束后经香港返回上海。

　　1925年5月17日，上海日资内外棉纱厂的工运领袖顾正红遭致命伤后牺牲。19日，父亲持《日人屠杀同胞雪耻会讲演团》旗帜在龙江路公开讲演，以声援顾正红案，结果当晚被捕，关在榆林捕房。英国领事将父亲归类为“顾正红同案人”，移交日本领事审判。父亲和顾正红的10名工友和战友于23日由日本领事判过堂，“判监西牢一月，略受轻刑”。

　　6月15日，父亲获释，后任杨树浦支部组织委员和上海总工会第一办事处庶务。此时，他从湖南同乡、留法党员、战友蔡支华处得到一把手枪。1925年8月的一天，一群受军阀指使的流氓到高郎桥工会进行破坏活动，并调戏女工。父亲听后义愤填膺，闻讯赶到后，用手枪把众歹徒驱散，还击伤一个流氓，但也由于因未经批准开枪而暴露了身份。10月，中共中央派父亲去苏联留学。据同去苏联的同学们回忆，当时的父亲“暴躁，喜弄手枪”，“不镇静，不知秘密工作”，但“很勇敢，能站在团体以内”。

　　父亲于1925年11月15日到达莫斯科东方大学报到，学号是2712(因此他在苏联的档案代号也为2712)。苏联教官们得知涂作潮曾经公开讲演被捕和枪击流氓的经历，欣然给父亲取名为沃罗达尔斯基，并解释说：沃罗达尔斯基是布尔什维克著名的宣传鼓动家，希望父亲能成为沃罗达尔斯基那样的革命者。学习期间，父亲被编入一连二排，并成为东大旅莫支部党团员的一员，编号为46，其战友有此后宁都暴动的策动者刘伯坚、中央军委和中央特科负责人武胡景、佐尔格远东情报组要员吴先清和西安事变元勋刘鼎等同志。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内革命形势异常严峻。父亲被安排在贝克瓦基地培训，学习信鸽传送、密写、印刷、车辆驾驶、有线通信等课程。1928年6月，父亲奉命参加中共“六大”旁听，代表号为80。会上，父亲见到了前来与会的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指示父亲要加紧学习掌握先进的无线电通讯技术，并亲切地称呼父亲为“木匠”(后来“木匠”便约定俗成为父亲从事地下工作的联络名)。1926年，父亲等4人进入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

　　1930年3月，已经掌握无线电技术的父亲奉命秘密回国，在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下属的中央特科四科(无线电科)任机务员和机务教员。他曾参与镇江暴动，并于1931年2月任中共中央代表赶赴南昌谈判张辉瓒事宜。

　　父亲于3月20日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先后任无线电队机务员、各期(抵达后参与第一期训练班的后半部分机务教学工作)无线电训练班机务教员、政委、机务员、无线电学校机务教员、军委材料处主任、材料厂厂长，参与在政治和技术上监管俘虏后留用的技术人员，参与猜译、破译敌军电信，并参与各期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学校的机务教学工作，为红军技术侦查输送了人才。

　　一天，左权参谋长发现我方的电话兵战士由于基础技术不过关，而经常被广东籍的某国民党俘虏兵刁难的事，就让父亲去处理此事。涂作潮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后，他从几张草图开始，再用实物深入浅出地向红军通信兵们演示、讲解了电话的原理、结构、操作、维护、修理的要点，两天内就打破了俘虏兵对电话技术的垄断。

　　1931年6月底，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前，中央红军共缴获5部收报机和4部发报机。战利品电台在国民党军队中使用时的频率范围都是80到130米波长。父亲认为如果继续使用此波长，对保密工作不利，遂将波长增设了40到70米，使新设波长和上海党中央电台的工作频率完全一致。早在1929年，周恩来同志就已亲自完成了我党、我军电子对抗的工具———取名豪密的密码(尽管国民党的破译力量强大，但直到1949年国民党垮台前，一直未能破译豪密)。涂作潮所做的这项工作，开启了我军电子对抗的先河：红军不仅得以继续在80到130米的波长范围内侦听国民党军队的通报，而且用这个国民党军监听红军的已知频率发出若干声东击西的假电报，让敌人陷入混乱。江西中央苏区在1931年八九月间使用40到70米波长和上海中共中央保持联系，完全没有被敌人发现。据记载，当时用40到70米波长首次通报的内容是：“弼时已安全抵达。”

　　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涂作潮接替冯文彬任红军无线电队政委。但是行政工作严重影响了业务工作，一周后，涂作潮请辞，继续其机务员工作。1931年11月，父亲接到任务，担任了我党、我军创立的第一个电子器材工厂——“军委(后改为红军)通讯材料厂”的厂长，直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父亲接手该厂的工作后，一面为红军组装了若干部电台，一面和同志们一起完成了若干技术成果，它们是：拓宽了缴获的国民党电台的发报频率(如果仍在原来的频率发报，则国民党很容易监听)；利用香港和上海地下党发来的零部件组装了电台；在装配、修理、保养电台和电话中培训了大量技术人员；用车床做了铣床的活，修理好了充电机的齿轮；为防范俘虏后留用的国民党技术人员通敌，采取了种种技术措施。此外，父亲他们还利用现有设备，成功安装了上海秘密运来的X光机，并在以后故障时多次成功修复(这台X光机后来曾为王稼祥、陈毅以及大量伤员同志提供了医疗诊治上的便利)；生产了一种新式手榴弹；还训养大批信鸽，以备电台损坏的不时之需。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涂作潮为成立大会安装了一批他们生产的电灯。

　　在中央红军决定长征后，涂作潮为了革命需要，制作了长征中中央军委使用的5瓦和15瓦电台，在六周内接纳了六批共12人的机务技术培训，并将他们输送到各自的部队。长征开始后，父亲于1935年2月奉命去湘西贺龙同志的二方面军，由于敌人的封锁未果，于是一路辗转流浪到上海，在蔡叔厚处和组织重新取得了联系。(涂胜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