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伞兵第一跳：训练11天便从800米高空跃下(3)

图为：神兵天降。

图为：本报记者采访退役副师长王福荣(左)，身后就是伞塔。

　　11天跳伞，苏联顾问觉得不可思议

　　穿行在陆战第一旅宽阔的营地，仍可见当年日军修建的炮楼和碉堡。军休所就紧邻两座日军岗楼。

　　85岁高龄的王福荣，声如洪钟，整个军休所的上空回荡着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军休所政委崔宝玉告诉我们，老首长当年站在85米高的伞塔上进行集训时，不用喇叭，塔下的士兵都听得一清二楚。

　　王福荣是江苏省新沂县人，1944年7月入伍。1950年从上海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八十九师调入陆战第一旅，担任一营的伞兵长，参加了首次跳伞。

　　谈及第一次跳伞，王福荣至今记忆深刻：当时时间比较紧，仅在地面训练了11天，完成伞训理论、伞的操纵、着陆及特殊情况的处理，包括伞在空中不开怎么办，备份伞怎么打开，刮大风怎么办，两伞相撞怎么办？等等。

　　王福荣说，像我这个中学生，还算得上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了，那时大部分战士不识字，掌握这些知识和要领，难度可想而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跳伞，连苏联顾问都觉得不可思议，认为中国伞兵要跳伞起码得半年以后，而今天国际通用的时间也在3个月左右。

　　1950年9月29日，距陆战第一旅成立仅仅12天，距正式训练刚刚11天，中国第一支伞兵就要首次跳伞了。王福荣回忆，那天地面天气不错，全旅官兵都来到预定降落点观摩。空军、军委首长也都在等着成功的捷报。

　　“我们62人分批次乘坐美制C-46飞机上天。那是我们第一次坐上飞机。此前不说飞机，就是看到电灯泡，好多战士就感到很新奇。”王福荣说，“当飞机飞到800米高空时，舱门打开，忽地一阵风吹过来，刮得人眼睁不开。快进入降落点区域时，飞机打铃，第一声为预备，第二声为开始。预备铃响后，我们最后一次检查装备，看挂钩是否挂好、装备是否齐全，准备好姿势，跟随第一跳的人依序移到门口。开始铃一响，一个紧跟一个跃出机舱。”

　　首次跳伞采用的是挂钩式，将强制开伞绳一端的弹簧钩，扣在飞机内部顶端的钢丝绳上，当跳伞员跳出机门后，拉伞绳会把降落伞的伞包强制拉开，引导降落伞弹出将主伞衣和伞绳拉直。这些伞具都是从前苏联引进的，材质为亚麻，体积大，撑开后有70平方米。

　　“当时一营营长崔汉卿跳第一个，我跳第二个，崔汉卿是中国跳伞第一人。”王福荣回忆，“我跳出机舱，下落3秒后，伞就张开了，随后开始慢慢在空中飘荡，这个过程经历了3分多钟。快降落时，我看到地面向我扑面迎来。落地刹那，我一个前倾着地，很快就站起来了。那一刻，心里说不出的激动与高兴。我后面的60个战友，全部一跳成功！”

　　62名中国伞兵全部安全着陆，宣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能力掌握现代伞降技术，1950年9月29日，也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跳伞日”。

　　首次跳伞成功之后，在以沙别里车夫为团长的苏联顾问团帮助下，部队抓紧培训伞勤骨干。王福荣说：由于语言不通，还要带翻译，所以部队跳伞训练，基本上是由我们伞勤骨干作为组织者完成的。

　　经过紧张的地面训练，到1950年11月底，跳伞人数已达2032人。至1951年3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全旅身体合格的干部战士都完成了3至5次跳伞任务。3月14日，沈元珍、李朝旭、毛镇夷、凌冲等4名女翻译进行了第一次空中跳伞，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跳伞员。

　　陆战第一旅不光培训本旅伞兵，当时全军所有与飞行有关的军人，包括赴朝作战的志愿军飞行员，全部在此接受跳伞训练。其中包括一级战斗英雄王海。不久，王海奔赴朝鲜战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率领空军“王海大队”与号称世界王牌的美国空军激战80余次，击落、击伤美机29架，他本人击落敌机4架、击伤5架。后担任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伞兵摇篮，曾经的“亚洲第一伞塔”

　　从王福荣为我们讲述的军休所花坛边，远远地可以看到一座高大的钢筋水泥塔。

　　现任某师政委段志刚向我们介绍，初创时期的空降兵，起步是艰难的。当时仅有从原苏联购买的300具降落伞，缴获的几架美制C—46飞机和原苏联的伊尔—12飞机，数量少，机型旧，而且破损较为严重，那时，能坐上飞机跳伞简直是伞兵梦寐以求的事。于是，部队采用了古老而原始的跳伞方式——伞塔跳伞，这就是你们看到的这座“水泥塔”。

　　伞塔塔身为圆柱形钢筋混凝土结构，设3座悬臂跳台，塔高278.87英尺(约等于85米)，当时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于1955年9月动工，1956年6月落成使用。我们采访的四位老首长，都曾从这座塔跳过伞。而作为伞兵长，王福荣还经常站在塔顶为战士们授课，示范。

　　张西铭向我们介绍其原理说：当时伞通过钢圈，在地面已提前挂好并撑起来，由升降机升上去，跳时，绳子一拉，钩就松开了，伞兵们就这样带着已经张开的伞往下跳。

　　“伞塔跳伞操作程序复杂，保障人员几乎比跳伞人员还多，每个人一个星期才能轮上一回跳伞，严重地制约着部队的训练。”后来，随着训练手段的逐步提高，这座伞塔也渐渐地被空降兵弃用。

　　段志刚告诉我们，这座塔是新中国伞兵的摇篮，也是国内著名的国防体育运动设施。曾有数万名空降兵军官和地方伞塔跳伞员在此接受过训练，举办过多次全国伞塔跳伞重大比赛。这座伞塔还一度成为开封的象征，被许多厂家选作商标。反映现代空军生活的电影《碧空银花》、《伞花》等，都是在这里拍摄完成的。2011年，开封伞塔入选河南省文物普查重要发现之一。

　　我们穿过干休所后的围墙来到了伞塔参观。渐近伞塔，威严感扑面而来。塔顶为莲花造型，三座悬臂跳台如大鹏展翅，其上竖着五角星造型的避雷针。现在，它已封存作为文物，成为“天兵文化”重要场所，每年新兵入伍时，都会在伞塔前宣誓。

　　在空降兵军官的带领下，我们有幸进入了伞塔的内部。第一层的最右边是一长方形的地下室，当时用来放置升降机，撑开的伞就是由此升到塔顶的。最左边是一级级木质的螺旋式楼梯，共有6层，如飞龙般环绕着塔身内部向高处延伸，抬头仰望，参差错落、甚为壮观。

　　除了伞塔外，伞兵部队早初还冒着生命危险，采用安全系数不高，但省时、省人、省钱而且训练周期相对要短的氢气球进行跳伞训练。张西铭告诉我们，当时氢气球下，吊着可以承载4个士兵的篮子，极易发生险情，有一次，吊篮与氢气球脱落坠地，而氢气球却不知飘向了何方。

　　中国伞兵，就是这样从艰难的岁月一步一步走向现代化的今天。

　　记者手记

　　中国伞兵光辉的足迹

　　国人或仍记忆犹新，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因通讯交通中断，茂县近46个小时内与外界失去联系，几十万人生死不明。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时刻。14日12时20分，在没有地面引导的情况下，15名伞兵写下遗书冒死空投，终于传回了已成“孤岛”的茂县灾情，他们开辟的空降场，让大批救援物资从天而降……

　　对整个汶川救灾来说，这一行动具有战略意义。

　　那时，本报记者就驻扎在什邡市郊外空降兵的营地，并第一个联系上这支英雄的小分队。当时发回的报道中这样写道：“灾难造就英雄。他们用自己的身躯，骄傲地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军人、中国伞兵’的分量。”此后，本报记者还随救灾伞兵乘运输机飞临松潘上空，亲历了空投。

　　回首64年的艰难岁月，令人感慨。今天，中国空降兵早已由初建时的单一兵种，发展成为拥有炮兵、航空兵、导弹兵、侦察兵、防化兵、电子对抗兵、通信兵等20多个专业兵种组成的“飞行集团军”。伴随着火炮和伞兵战车空降空投的一次次成功，重装远程机动成为现实，这把曾将仅仅被当作是插入敌后、执行破袭和小规模作战的“尖刀”，开始探索适应大版图、多重任务的全疆域作战新理论。展望神州版图，从东北雪原、南海岛屿到十万大山、世界屋脊，从平原湖泊到山区森林，这支骁勇善战的“天兵”无处不在。“和平使命—2007”上合组织成员国联合军演，中国空降兵首次万里机动出国门。在俄罗斯的天空，风速超过10米每秒，12架中国空军大型运输机飞来，一辆辆战车、一名名伞兵从天而降……

　　当年的苏联顾问团团长沙别里车夫可能没有想到，今天的中国伞兵可以将战车从空中准确投下预定地点。时隔半个世纪后，在中俄军演中，他的同胞、俄罗斯空降兵副司令伊格纳托夫中将由衷感叹：“我佩服中国空降兵，这样的军队能够打胜仗！”(记者 张欧亚 特约记者 赵启洪 通讯员 刘圣德 实习生 杨郡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