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专家谈对日本军国主义本质的再认识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1937年，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20年的今天，又至甲午，又到“8·15”。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以及日本战争期间在中国各地制造的惨无人道的屠杀，将永远钉上历史耻辱柱，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的刻骨铭心的历史灾难永远不能也不应该忘记。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暗流汹涌，否认、歪曲、美化侵略历史，不断为其军国主义战犯摇幡招魂。日本武士道精神是其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主要表现为对内控制国民思想，对外疯狂扩张。日本右翼势力竭力抹杀二战时犯下的滔天罪行、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也毫不奇怪。实际上，日本右翼势力战后一直奉行强盗逻辑，用“日本式诡辩”为其侵略历史翻案。他们将甲午战争称之为“日清战争”，美化其为一场驱逐满清“蛮夷”的“正义之战”；将侵华战争“包装”成为民族生存所进行的“圣战”，“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将掠夺财富的无耻强盗行径，公然称之为帮中国走出荒蛮、走向文明的“大义之举”。不管怎么狡辩，他们总是回避对中国平民的大屠杀，一直不敢谈慰安妇问题，但不管怎么狡辩，永远也改变不了历史事实，也永远改写不了他们的罪恶行径。当前，安倍政府强力推行解禁集体自卫权、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积极扩军备战，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妄图破坏战后国际秩序。

　　民族的极端性和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以“菊”和“刀”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当对外侵略扩张需要将日本人“刀”的性格发挥到极致时，武士道就会成为日本军人性格主宰，为日本民族性打上深刻烙印。“武士道”一方面崇尚武力、偶像，对强者恭顺而忠诚；另一方面对弱者凶狠而野蛮，其核心是无条件的服从和对死亡的轻视，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战争输出以及奇特的生死观—“殉情”和“剖腹”，以自杀行为来赢得“美名”。可以说，民族的双重性格、尚武战争观和武士道精神，是催生军国主义这朵罪恶之花的深厚土壤。

　　从本性上讲，日本军国主义历来对中国有一种强烈的“征服欲望”。日本是一个野心大、胆子大的国家，为达到目的敢以小搏大。近在咫尺的中国如同巨大的猎物，早就是日本人垂涎对象。日本统一后，丰臣秀吉提出“天皇居北京，秀吉留宁波府，占领天竺”，先后三次出兵朝鲜，虽然以惨败告终，但其思想及欲念被日本右翼传承下来。日本上至天皇，下至思想者、武士和一些平民，都认为开疆拓土必先吞并中国。19世纪7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后，便走上了工业化和军事化并重的道路，军工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为对外扩张提供物质资源。日本明确提出，“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赤裸裸地表明了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野心。

　　从体制上讲，日本近代天皇制是保护和滋生军国主义的温床。从明治政府成立到1877年，日本确立和巩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天皇制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日本浓厚封建制度文化。日本提出日本是皇国，皇国就是神国，神国就应该统治全世界，这是上天赋予的使命，并把这些思想灌输给日本国民，无形之中起到了保护和滋生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作用。植根于岛国文化的“大和民族优越论”导致日本民族精神畸形发展，成为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主要精神支撑，加上资本主义改革极不彻底的明治维新，促成天皇制与日本畸形民族精神紧密结合，以军国主义的文化形态直接推动日本走上侵略扩张之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形成了以利为本、开疆扩土、祟尚功利、以力服人、强而不安、富而不足、耀威海外、谋求霸权的扩张自我和以邻为壑的传统思想，进一步导致了日本对外扩张的强烈需求，变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最强大的精神武器。

　　战后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清算和斗争的不彻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德意日法西斯进行了审判和清算。但美国保留了大批对战争负有责任的旧日本政府机构和人员。冷战时期，美国改变了曾一度推行的实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防止敌对势力东山再起的对日方针，转而“化旧敌为盟友”，还让许多对战争负有罪责的人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使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问题被搁置起来，战争责任问题被“历史地”封存起来。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变化和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起到了某种“解封”作用，如同潘多拉盒子被打了一样，日本国内错误的、反动的历史认识不断冒出来。

　　历史是一面镜子，现实也是一面镜子。面对日本这个曾经是战争策源地的军国主义国家，这个至今不肯为侵略历史道歉和反省的国家，这个一次又一次为寻找武装理由和战争借口的国家，国际社会应该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决不能让战争历史悲剧再次重演。(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 左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