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教士随红军18个月见闻：有烟瘾新战士集中戒烟(4)

　　翻译地图

　　在旧州教堂，红军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一张外国出版的贵州地图，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的红军来说，这张地图是非常珍贵的。

　　到达贵州后，红军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地形不熟悉，《萧克回忆录》中写道：

　　贵州是个多山多雨的省份，常听人讲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到这里一看，果然如此。山高、谷深、道路窄小。我们从江西、湖南带的马，不习惯那种道路，好多都掉到沟里去了。老百姓也没有受过我党和大革命多少影响，对红军不大了解。尤其困难的是没有军用地图，全靠找向导指路。对于一支独立行动的队伍来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又没有群众基础、甚至连地图都没有的地区活动，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当萧克拿到这张宝贵的贵州地图时，激动的心情也是“可想而知的”。不过，摊开地图，萧克不禁又皱起了眉头：这张地图不是中文的，上面标的地名全是外国文字，完全看不懂。

　　萧克叫来两个稍懂外语的干部，他们说地图上不是英文，同样看不懂。这时，有人提醒说，前些天抓住了几个外国人，有个叫薄复礼的能讲汉语，还认识不少汉字，何不让他来试试看能不能认识这些“洋文”。

　　萧克一听，赶紧派人把薄复礼找来。

　　薄复礼拿着地图一看，认出上面的字都是法文，他还当真法语熟练，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翻译了过来。

　　薄复礼翻译，萧克记录并在地图上标注。两人忙了大半夜。不过两人的交流显然不只翻译地名。薄复礼记得萧克“希望避免在运动中遇到汽车路”，萧克则“不仅知道了许多军事上有用的材料，也知道了他的身世。”

　　这一天的遭遇，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有非常详细的记录。写这本书时，薄复礼已经被红军释放，完全不需要出于功利或自保考虑而对红军有任何恭维之词。而他对萧克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

　　我的良心受到质问。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

　　令薄复礼感到“良心受到质问”的，是萧克年轻而充满热情的形象和他脑海里“土匪”的样子毫不相干，从这个晚上开始，他慢慢地接触和了解了真正的共产党人。

　　萧克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对传教士的印象也是不好的，因为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所以把他们当地主一样看待。但经过与薄复礼合作翻译地图的这一晚接触后，他的看法有了改变。“他帮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我们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我作为一个独立行动的军队的指挥者，在困难的时候受到人们的帮助，不管时间多久，也难忘记。”

　　在后面的一路同行中，薄复礼慢慢发现，这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有很多独特之处令他瞠目结舌。

　　外国人的长征生活

　　离开旧州后，薄复礼、海曼和埃米三人跟随红六军团，开始了他们的“长征生活”。对于这些外国人来说，行军当然是辛苦的，更不要说是艰苦卓绝的长征。

　　我们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顿饭，一天天没有休息和礼拜日的行军。

　　新西兰籍的埃米·布劳斯小姐对行军生活尤其吃不消。戚元德管她叫“洋小姐”，也有人叫她“胖子”。她的身体很胖，行动比较迟缓，行军时总是赶不上趟。

　　薄复礼这样记录总是拖在队伍最后的埃米小姐：

　　他们经过考虑，将埃米小姐放在队伍后面，不过天黑前也要到达宿营地。可怜的埃米小姐，她总是在后面追，往往好像后面刚赶到，前面又吹响了出发号。

　　埃米小姐只跟着走了两天，脚上就打了几个水泡，鞋子也磨烂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十分痛苦。无奈之下，戚元德就把棉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比较柔软的布条“草鞋”，让埃米小姐穿上坚持行走。

　　“记得洋小姐的一双布‘草鞋’，是我亲自编打的，我还特意在鞋头给她装饰了一个红色绒球。她看了很惊讶，一再说穿着很舒适，表示非常感谢。”戚元德回忆说。

　　为保证两名外国男传教士能够穿上鞋子，不至于赤脚行军，戚元德还把吴德峰的一双布鞋、一双长筒靴，拿出来送给薄复礼和海曼。

　　薄复礼回忆：

　　行军路上，我的一只鞋子坏了，红军给我找了一双非常合脚的橡胶雨鞋，它是刚从一位正在嘟哝着的同志脚上“没收”的。因为气候潮湿，雨多，我们提出要块雨布，结果给了一件床单。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在红军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应了。

　　一周后，当部队来到一处平坦而又靠近村落的安全地带，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红军决定无条件地将埃米释放。戚元德回忆说：“临走时，她对我们表示千谢万谢。我目送她走了很远，看见她还回过头来，向我们招手致谢。”

　　埃米被释放后，只剩下薄复礼和海曼两名成年男性外国人，跟着红军一路前行。

　　薄复礼在书中，详细地讲述了他跟随红军遭遇的各种突围和游击。虽然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当时并不完全清楚战事情况，但是他所描绘的场面，在党史中都有相应事件作参照。他提供的细节，恰是这段历史的珍贵注脚。

　　在行军中，他无意间见证了红军长征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木黄会师。

　　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是中国红军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来自不同战略区域的两支红军联合在一起，为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薄复礼对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回忆，生动而细节化。

　　这一天，是红军会师的热闹日子，住地锣鼓铿锵，彩旗飞扬。我们同先到这里不久的贺龙红二军团合并了。贺龙的军队，衣着更加破烂，但军队中红色旗帜及标志却十分明显。

　　在一次行军途中，一个蓄有小胡子、年约四十岁的中年人，骑着一匹马，颇有风度地从我们这支特殊的队伍前走过，我们知道，他是贺龙将军。

　　萧克在回忆录里，对这次重要的会师也有详细的记录：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在木黄，我和任弼时、王震等与二军团首长贺龙、关向应、夏曦等同志欢聚一堂。

　　木黄会师之后，两军团领导商量，黔东根据地纵横才200里，人口只有10万，人少粮缺，从两军会师后的发展前程看，需找到更好的发展方向。红军准备由黔东转战湘西。

　　转战路上，敌人的围追堵截不断。在由四川酉阳前往湘西时，为了摆脱尾随的敌人，红军进行了连续多日超出人体极限的急行军。这段路程让两个外国人苦不堪言。

　　负责照顾他们的戚元德，看出这两人已经难以承受疲惫，安慰他们说会给他们找马骑。在红军中，只有高级指挥员才配备马匹，部队忙着前进，马匹哪有那么容易补充。三天之后，戚元德好不容易才给他们找了一头骡子。薄复礼和海曼轮换着骑，勉强能跟上红军战士的脚步。

　　1987年，时年90岁高龄的薄复礼老人，仍念念不忘地对李云飞说：红军对他“很好，很好”，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能骑马，而且还给他配备了一名马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