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时期中国人不准吃大米 抓住就定罪严惩

　　1905年俄国将长春至旅顺之间的铁路管辖权割让给了日本，日本称之为南满铁路，于1907年开始修建长春火车站及周边的附属地设施，1914年后陆续建成4000平方米的站舍 。 (资料图)

　　又是一年“九一八”。东北之殇，民族之痛。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也许从童年记事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有一个叫日本的地方和一群日本人。

　　小时候生活在爷爷奶奶家，记得总是骑在爷爷脖梗上吃着爷爷给大孙子买的“炸馍熘狗”，或缠在爷爷的膝前磨着爷爷讲故事。

　　爷爷祖籍山东胶南王台村(属原山东省胶南市，现青岛市的黄岛区)，早年从山东老家闯关东，一路向北，爷爷打过长工，当过苦力，贩夫走卒，不一而足，最后走到黑龙江的鹤岗市落脚。小时候的我曾问过爷爷：“山东老家不好吗？为什么非要逃荒闯关东呢？”爷爷回答：“孩子，不是没吃的，地瓜、花生还是有的，而是没有烧的，经常要把海边的沫子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捞上岸，晾干后当烧柴！”那时的我，实在也搞不太懂，旧中国怎么不是没吃的，就是没烧的？

　　在东北落脚后，安定下来的爷爷最后从事的职业应该是半工半农性质，一边养牛种地，一边“拴车拉脚”，用时下的话讲，爷爷从事的是“交通运输物流业”。

　　问题就出现在这个“交通运输物流业”上了。

　　“满洲国”时期，日本人出台了《米谷管理法》，把稻子、小麦、大豆划定为甲类粮。甲类粮专供日本人，中国人不准吃，中国人吃甲类粮就是犯罪，谁要是拥有、食用甲类粮食，抓住就定罪严惩。有一年冬天，爷爷到距住处60多里地的产粮地鹤立县“拉脚”，利用这样的便利条件在车箱的底部夹带了一袋子大米，大米在回来的路上被日本宪兵搜出，爷爷被投进了日本人的大牢！

　　所幸爷爷的邻居有一位李姓中学校长，最后李校长出面作保，饱受折磨的爷爷才被放了出来。听爷爷讲，在“满洲国”时期，校长是非常有社会地位的，“国高”的学生就可以打警察，既不犯法，也不犯罪，纯属警察该打；小时候也听老人们拿这样的事例说明日本人对教育的重视，由此也更可见校长的影响力。九死一生的爷爷出狱后，和亲友们讲述监狱里的遭遇，其中最难以忍受的是不给水喝，爷爷和关在一些起的犯人们只能在冰冻的牢房里抠地上的尿冰充饥解渴！

　　有了隔代人之后，爷爷经常把这段“经济犯罪”的经历当成故事讲给我们听。爷爷是我童年最亲近的亲人，日本人让我爷爷蹲大牢不说，居然还让我爷爷吃尿冰……童年的我在心里对日本人的感觉就可想而知了。

　　大概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所在的单位要组织人去参加一个忆苦思甜活动，参观远离市区的东山万人坑。我哭闹着非要参加不可，爸爸最后带上了我，我可能是当时参观现场的几千人当中的唯一一个未成年人。在距离万人坑约一里地的时候，所有人都得把鞋脱掉，好像是要体验体验当年煤矿工人们的苦难，然后再光脚走进展区。半山腰的万人坑，绝大多数都是日伪统治时期挖煤矿工的尸骨，一些尸骨还有名有姓，有的尸骨还带着穿透前胸锁骨的铁线。这些人或因疾病、劳累、反抗、逃亡等原因，病死、累死，或被打死后扔进了万人坑，有的在气息尚存时就被日本人扔到万人坑里让野狗吃掉。日本人是早已人去楼空了，只能揪出几个健在的当年煤矿的大把头(日本矿主的工头)来赔罪。这些老把头们被反绑着跪在万人坑的边缘，胸前挂着写着姓名的大牌子……群情激愤的场面和那白骨累累的万人坑，令年幼的我毛骨悚然。

　　大学生活四年是在南京度过的，此时我对日寇南京大屠杀也有了一些了解。血染的长江，塞满航道的尸体，杀人比赛、掳掠强奸……和三十多万死难的同胞相比，我那当过亡国奴的爷爷还是幸运的，至少还留下一条命。

　　1983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在哈尔滨城南的一家工厂，工厂就是在日本侵华关东军731细菌部队的遗址上建成的。我参加工作那时，工厂周边尚存好多731细菌部队的残缺遗迹，除731细菌部队的焚尸炉等一些遗迹外，较为完整的是军官宿舍。直到参加工作的这段时间，我才较为完整地了解了日本侵略者在侵略中国时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鸡鸣狗盗的情报收集，无中生有的开战借口，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惨绝人寰的生命虐杀，掳掠奸淫的禽兽行为……都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

　　当时的中日早已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我们的企业正在引进、试制日本铃木公司的微型汽车发动机。自那以后，日本的图纸、日本的工艺、日本的设备，甚至连日本人都逐渐走进了我的工作当中。

　　汽车发动机生产，缸体铸造是关键。当时工厂倾囊引进了一条日本工厂制造的缸体铸造造型线，造型线自动化程度较高，保养维修难度很大，每次维修都要停产很长时间，这对流水线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很大。设备进场时，日方设备制造厂派人安装调试。最初，日本技工们像陀螺一样工作在现场，厂里的工人休息他们也不休息，从高处的扶梯往下走，从不一步步走下来，而是把扶梯的栏杆夹在腋下一路滑下来；可在设备调试和配合生产不到半年后，日本技工也开始在生产现场和混熟了的男女工人打打闹闹，变得懒懒散散，没事的时候，也钻进发运设备或备件的包装箱里睡觉去了。对此，有人苦笑着说：啥人和中国人混在一起时间长了，也会变得和中国人一样。

　　这条造型线投入运营七八年后，日本设备制造商在备件供应方面就有一搭没一搭地心不在焉了，到了第九、第十个年头，备件订货的订单和询价单等，有时根本就不给你回复了。为了使设备不至停摆，当时的公司和设备所在的分厂下了很大决心，大力推进设备备件国产化，生产工人和设备保全人员全员维护保养设备(TPM)，使这条生产线的运行提升到前所未有的良好状态。大约是在设备使用了近十个年头时，日本设备制造厂的工厂长，提出要到我们公司来访问。我方在带领日方参观了设备使用现场之后和日方举行了一次会谈。我当时已是发动机公司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总经理，在会谈时对日方设备售后服务的行径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日方厂长作了至少是口头上的深刻检讨，并对我们的设备使用和管理工作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他说：我们的设备设计使用寿命大概是十年，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以为这条生产线早该趴窝停产了。说到这里，各位看官也许就明白了，前面的备件断供和售后服务的怠慢十有八九是蓄意行为，为的是让这条生产线尽早瘫痪，让使用设备的你早点儿死心，尽快提出购买新设备的请求；日方厂长的今天到访就是为了明天尽快拿到新设备采购的大单。

　　随后的交流过程也涉及了一些其他问题的探讨，有一件事记忆犹新：日方厂长个人的创业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的一些企业就开始了国际化发展，有一天，当时还是普通业务人员的日方厂长，突然接到厂方的通知，安排他一个人去美国开拓市场业务。对不懂英语和从来没有去过美国的他，这个安排，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啻五雷轰顶，一百个不愿意。登上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后，尽管不懂英语，飞机上广播里说的诸如系好安全带等意思他还是能够猜出来的，但当美国空姐送饮料时，情况就不大一样了，由于他只知道一种烈性酒的英文名称，所以每次空姐问他喝什么的时候，他都重复回答这个酒的英文词，于是空姐每次都给他倒一大杯，几个轮回下来，等到了美国机场，他已经酩酊大醉，坐在美国机场嚎啕大哭……最后他当上了这家工厂的厂长！这就是一个日本企业国际化的开端，一个日本企业家奋斗史的开篇！

　　1999年，我调到和日本三菱汽车公司合资的汽车发动机公司出任中方常务副总经理。合资谈判已艰难地进行了四年多，可一旦签订了合资合作合同，日方的行动还是非常迅速的。后面的事实说明，合资合作还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日本人总是能从项目的入门费、技术的专利费、产品的提成费、设备的采购费、半散的SKD状态，全散的CKD状态和关键零部件采购费等方面早早地挣得盆满钵满。

　　合资合作其间，我曾带队到日本进修。出发前我正在准备洗漱用具的时候，一位老领导告诉我，到日本，这些东西你就别带去了，酒店里的东西比你的干净得多，到了日本果不其然。

　　日本之行，使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了初步的认识，也有很多感悟：酒店的房间不大，功能齐全，很人性化，尽管空间很小，但不会让你感觉出任何不舒服；几千人的一个京都汽车发动机工厂，只有工厂长有一台公务用车，其他都是随叫随到的出租车；白衬衫、白手套、黑西裤、黑皮鞋的大伯年岁量级的出租车司机，清一色的彬彬有礼，还有那一尘不染的出租车；几十上百的产业工人身着工装，头戴工作帽，像军事部队一样，列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去食堂午餐(绝对的战备动员力量)；无所不在的自动化，就连工厂餐厅都有多条传送带；先进的制造装备和工厂里的有序管理；精美的和食和发自内心微笑的服务人员；青山绿水的风景和珍爱有加的寺庙等历史遗迹；高速的新干线和错综复杂、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狭窄的街道，两边停满了汽车，中间行驶的车辆少有低于每小时40公里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和无论城市和乡村根本看不到脏乱差。

　　一次从京都工厂回到酒店的路上，在距酒店大门30多米的地方，一个当地的独行女士，好像高跟鞋绊在了雨水道的盖子上，重重地摔在了路上，昏迷过去。几乎就在摔倒的同时，酒店的门童、一个陌生的路人马上急速跑了过去照料并拨打了急救电话，五六分钟后，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至，车上下来的两个救护人员经过询问、检查，将伤者捆扎在担架上，抬上救护车，救护车又呼啸着离开。从那位女士摔倒到被救护车拉走救治，整个过程就像提前安排好的演习，前后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高速度、高效率，看得我们目瞪口呆！

　　听到过日本的朋友讲，日本有一种“IH电饭锅”(Induction Heater)，“可以立刻提升你的家庭生活品质”。抱着努力改善生活品质的良好愿望，第一次去日本回国前，在日本大阪电器城，买了一个“IH”。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IH”真没有让人失望。用这种电饭锅做饭，和电阻加热的电饭锅比较，天壤之别，即使是多年的陈米，也能制备出香气四溢的米饭。自从知道“IH”，每当有机会逛商店，总要留意国内商场电器专柜有没有相应的商品，直到最近两三年，才陆续在国内商场发现了日本产的“IH”和国产的“IH”电饭锅，整整相隔了十多年的时间。这件事使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日本货不在第一时间推向中国市场。

　　有一件事还是弄懂了。刚到中国的日本人，在谈判和会议期间，只要不是休息时间，很少有人进出会议室，一直专心开会或参加谈判。如果在中国待上一周或稍长一点儿时间后，再有会议时，日本人却总是进进出出，后来才弄清楚，他们是上卫生间。那时，中国国内还没有地沟油的说法，可没说法并不等于地沟油就不存在。以日本国内的卫生条件，中国食物卫生状况，一般日本人是无法承受的。不论日本的食品安全出现过什么问题，日本仍不失为世界各国食品安全的楷模。在日本国民的意识里：吃的东西怎么能是不卫生的？就算仅仅是以美国进口牛肉冒充日本和牛肉的公司老板，东窗事发后，也得轻则以泪洗面、反复谢罪，重则引咎自裁以谢国人，因为在日本那样的一个国度里，以次充好的欺骗行径“有悖情理”，当事者如果不用极端的方式洗刷恶名，他们也会生不如死。

　　日本企业的人，在技术交流时，一般总是走至黑板、白板、纸板或投影仪前，站着发言，不是用图表、就是用漫画、再不就是用数据来说明问题，很少像中国人那样总是坐在那里，空口无凭、红口白牙穷嘟囔。日本人好像个个都是天生的漫画家，工厂里的班组长和技术人员，工装衣袋里总是别满了各种颜色的画笔，讲问题的时候，不是写就是画。谈判或会议，说不清是中方人员的语言水平所限还是与日方人员敬业程度有差异，谈判纪要总是由日本人来主动完成，财大气粗的日本商事总是雇佣很多能力水平很强的“龇牙狗”(日语翻译单词的发音)来完成这些工作，然后中方人员再在已起草好的文本里挑肥拣瘦，先入为主的好处，早已被日本人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