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老兵痛忆日军奉天“死亡战俘营”(6)

　　（1945年9月2日，刚刚从沈阳战俘营获救的美军温莱特将军（左一）和英军帕西瓦尔将军（左二）在麦克阿瑟将军（图中签字者）身后见证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1945年9月，拖着在战俘营染上肺结核的病体，我回到美国。那时还没有治愈肺结核的特效药，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卧床、隔离和补充营养。回国后的10年间，我断断续续在医院的隔离病房里生活了5年。

　　后来，我的事业很成功，曾做过新闻记者，因撰写《退伍军人土地补偿法案》实施情况的系列揭弊报道获1955年普利策新闻奖；曾担任美国新闻文化总署副署长、公共广播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当年与葛庆余的离别竟成了永别。

　　自离开沈阳，我就再也没有能同葛庆余取得联系。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美建交后，我萌生了前往沈阳寻找当年这位中国恩人的念头，于是写信给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布什寻求帮助，但寻找中国朋友的愿望依然没能实现。

　　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我寻找中国朋友的心情更加迫切，委托研究盟军战俘营史实的杨竞帮助查找。几经寻访，葛庆余的下落终于查明了，但他们夫妇已经在多年前故去了，当年那个未满周岁的孩子也夭折了。得知这些消息后，我内心万分悲痛。

　　为了缅怀中国朋友，我特意洗印了葛庆余当年的照片送给他的其余子女，看到葛庆余的照片终于回到了他的后人手中，我的内心终于有了些许安慰。

　　除已标明来源的图片外，其余图文版权均属杨竞所有。

　　原载于《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23版，摘编时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