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最黑暗时刻：张国焘挟兵自重公开索权

张国焘和毛泽东在一起(资料图)

　　毛泽东一生中最屈辱的时刻

　　攫取军权后，张国焘开始用枪杆子“审查”党中央的领导。

　　首先，他认为遵义会议及其选举结果(张闻天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任常委)组织上不合法。理由是，政治局共有12名成员，他与王明、康生、项英、任弼时都没有参加，顾作霖1934年5月去世，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仅有6名，为应到人数的50%，未达到党章所规定的半数以上。对此，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进行了专门的解释：

　　这是一次带有紧迫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因为被战事所分割，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不可能到会，但是到会的还是占多数。五中全会后的政治局委员，除顾作霖因病去世外，还有11人，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毛泽东、朱德6人，超过了半数，缺席的5人中，王明、康生在莫斯科，张国焘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项英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政治局候补委员共5人，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何克全)，是绝大多数，只有关向应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中央的四位书记(或叫常委)，除项英外，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都出席。

　　其次，他认为中央政治路线出了问题。其实，这个观点在遵义会议上就引起过争论。刘少奇在发言中要求中央全面检查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五中全会以来，白区和苏区党的路线是否正确。

　　博古当时十分恼火：“总不能军事上打了败仗连总的路线也错了！”他列举了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成绩，诘问道：“中央苏区各方面建设的成绩也是错误路线造成的？！”

　　毛泽东从内心里赞同刘少奇的观点，但是，考虑到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军事问题，路线问题牵涉到白区与苏区、中央与地方、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场的人和未到会的人，一时难以解决，因此建议将遵义会议的中心锁定为解决军事路线问题。

　　虽然同样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出了问题，张国焘与毛泽东、刘少奇提出问题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是从泄愤的角度找平衡：既然是检讨工作，那就应该是全面的和公平的，“不仅要检讨红四方面军，也要检讨一方面军，更要检讨中央的领导是否正确”。

　　1935年7月28日，红军抵达毛儿盖。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召开了一个紧急干部会议，在会上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红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路线，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不达目的决不进兵。

　　在他的唆使和鼓动下，红四方面军一些干部头脑发热，也发表一些偏激的言论。

　　面对张国焘挟兵自重的公开索权，中央采取了极其忍耐的态度。政治局成员轮番对张国焘做工作。

　　为了尽快打通张国焘的思想，毛泽东别出心裁地与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同去拜访。

　　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张国焘瞅瞅毛泽东，又看看刘英，没发现手里提什么，问：“带什么了？”

　　“我给你带‘水’来了！”毛泽东语带玄机。

　　“什么水呀？”张国焘还是不得要领。

　　毛泽东好不容易想出个轻松俏皮的开场白，完全没有效果，只好解释道：“《红楼梦》里宝二哥不是说男人是泥巴捏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刘英是女人，当然是水啦！”

　　张国焘这才开窍，不由得哈哈大笑。

　　笑过之后，一切依旧。在交谈中，张国焘翻来覆去就说一个意思：“对于工农干部，我是很重视他们的啊，他们打仗勇敢，有经验。”

　　他的弦外之音是坚持提拔四方面军一部分人当中央委员和进入政治局。

　　接着上来劝说的，是会师以来从来没有说过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重话的朱德。两人说得口干舌燥，仍然云遮雾罩。朱德气咻咻地感叹：“太难了，太难了！”

　　张国焘索权的言论很快变成了最后通谍。他将自己拟定的一长条名单交给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命令他找张闻天商量。在这张名单中，张国焘注明了哪些人进中委、哪些人进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