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伊斯兰国”影响：欧美遭恐怖袭击风险增加

　　2014年，盘踞于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 IS）武装攻势迅猛，一度逼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他们在占领区大肆屠杀战俘和拒绝改变信仰的异教徒，迫使约50万人逃离家园。8月14日，联合国将伊拉克人道主义危机的紧急程度提升至最高级，并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经过数月权衡与犹豫，美国总统奥巴马授权美军对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国”极端武装进行空中打击，并于9月10日公布打击“伊斯兰国”的综合战略。美军2011年底全部撤出伊拉克被认为是奥巴马调整美国对外战略的标志性举措。时隔四年，美国又武力介入伊拉克内战，说明伊拉克局势的快速恶化，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

　　“伊斯兰国”突起的诱因

　　2010年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接掌反美“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QI）后,将其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ISI）。2013年，巴格达迪武装宣布与叙利亚逊尼派反政府极端组织“胜利阵线”合并，自称“伊拉克与大叙利亚（沙姆）伊斯兰国”（ISIS），也被西方称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1] （ISIL）。2014年6月29日，在攻占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后，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伊斯兰教的最高统治者），将政权更名为“伊斯兰国”，宣称此政权对于整个穆斯林世界拥有权威地位。该组织拥有约三万名核心武装人员，其目标是建立一个跨境的逊尼派政教合一国家。截至2014年9月，这股“伊斯兰国”武装已经占领叙伊两国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近400万人口。从“伊斯兰国”的缘起、发展和壮大历程可见，其直接诱因是美军占领伊拉克、叙利亚内战和伊拉克政府对局势的失控。

　　一、美军的占领与撤离

　　2003年5月，美英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在伊拉克重建了以民族、部族和教派划界和分权的政治制度。由于以逊尼派为主的前复兴社会党骨干大都被排除在重建进程之外，逊尼派的政治地位急剧衰落,与什叶派的对立情绪飙升。从2004年开始，不满伊拉克新政府和美军占领的逊尼派极端组织发起的针对美军和平民的恐怖袭击不断发生，造成大量伤亡，安全局势失控。此后，美国力促伊拉克当局增加选举的代表性和透明度，改变以教派和民族划分阵营的现象，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逊尼派在政府中的地位，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伊拉克实现了各个族群的代表在政府组建过程中的和平竞争。

　　然而，任何制度设计都无法改变什叶派选民占绝大多数的现实和什叶派领导人独揽大权的冲动，两派在权力分配上的矛盾无法从根本上缓解，教派冲突不断。究其原因，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在美国主导建立的多元民主制下，地方政府和部落领袖各自为政，甚至拥兵自重。教派身份日益成为难以跨越的政治鸿沟，各种矛盾公开化有了制度保障与合法渠道。当矛盾激化、诉诸武力时，虚弱的中央政府又无力制止，一旦美国全面撤军，恐怖组织利用教派纷争迅速复活。美国耗时八年时间打造的“民主橱窗”展示的却是伊斯兰极端主义。

　　此外，美军撤出伊拉克在速度和数量上都有些操之过急，留给伊拉克政府的安全过渡期不足。2011年，驻伊拉克美军地面部队最高指挥官曾建议，把驻军人数从4.5万削减至1.4万至1.8万之间，以确保“最基本的反恐需要”和对伊朗的震慑。但奥巴马仅同意留下3至4千名美军士兵向伊军提供安保和培训。最后，由于担心议会和民众抗议，马利基多次拒绝签署让留驻军人享有司法豁免权的“驻伊美军地位协议”，使得美军全部撤离。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阿莫斯上将认为，如果没有过快撤军，就不会发生现在的伊拉克内战；共和党人也批评奥巴马政府，认为白宫令所有美国作战部队2011年底从伊拉克撤出的决策，促使逊尼派一部分人感觉美国无法再对马利基政府施压以解决自己的困境，只好投入“ISIS”的怀抱。

　　二、伊拉克政府政策错误与叙利亚内战爆发

　　2010年，伊拉克依据新的选举法举行大选。什叶派总理马利基连任后不仅拒绝履行组阁时的分权承诺，还在2011年底指控属于逊尼派的副总统哈希米参与和指挥恐怖活动，对其进行追捕和起诉，受到牵连的还有财政部长伊萨维和副总理穆特拉等逊尼派高官，致使他们逃至库尔德自治邦寻求避难，酿成“哈希米案”。2007—2011年，曾与美国和伊政府军共同打击“基地”组织被视为教派和解与国家稳定象征的逊尼派自治组织“觉醒委员会”及其下属武装“伊拉克之子”，在2011年后也被马利基政府不断边缘化，部分成员遭到逮捕。

　　2012年以后，由于对马利基政府的失望和不满，逊尼派领导人组织各种抗议活动，伊拉克西北部逊尼派聚居区的民众对前身为“基地”组织分支的“伊拉克伊斯兰国”开始持接受态度。2013年12月30日，伊拉克安全部队与逊尼派示威者及部族武装发生冲突，马利基领导的什叶派政府在逊尼派聚居区民心尽失。2014年1月1日，逊尼派部族武装开始接管拉马迪和费卢杰等城市，但大批巴格达迪武装分子趁乱闯入这些城市，攻占警察局、释放囚犯，同政府军爆发激烈冲突。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说，“三四年前，‘基地’组织在伊拉克只是一支被击溃的武装力量。可惜，马利基政府没能抛开教派意识、抓住大好机会建立一个和谐的伊拉克。”

　　巴格达迪武装虽产生于伊拉克，但叙利亚内战给了其壮大的机会。叙利亚与伊拉克原本同宗同族，两国边境地区逊尼派部落跨境相连。2011年，中东多个国家发生“颜色革命”，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独裁专制、呼吁民主改革。叙利亚反对派也举行示威活动，提出言论自由、政治改革和治理腐败的诉求。抗议遭到什叶派的巴沙尔?阿萨德政府的武力镇压，导致反对派开始武装反抗，叙利亚内战爆发。由此，长期在极权政体压制下的教派矛盾浮出水面，由自由派发起的反政府起义演变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派厮杀，最终诱发了伊拉克内乱。

　　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共有来自至少50个国家的数万名外国参战者进入叙利亚境内，反政府阵营变得鱼龙混杂，各类极端宗教团体混迹其中。继而不同反对派之间由于信仰、利益、目标的差异开始内部斗争和厮杀,极端势力壮大，最初期望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比较温和的“自由军”反而被边缘化。在叙利亚众多反对派武装中，“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胜利阵线”被认为是最训练有素、信仰虔诚和战绩突出的一支力量。来自伊拉克的巴格达迪武装宣称与之合并后，借助其影响迅速膨胀，吸引了更多来自境外的“圣战者”。虽然“胜利阵线”后因“伊斯兰国”人员过于残忍而与之分道扬镳，但后者已有能力杀回伊拉克境内攻城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