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 进行抗日救国教育

万里在工作

　　万里对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给予肯定，他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万里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城市建设部部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铁道部部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等职。

　　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

　　1916年12月1日，万里出生在山东省东平县一户贫寒人家。父亲万金山在他不满两周岁时即离家外出谋生，后来在山西省从军，当了一名连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临汾一带同日军作战中阵亡，成为一名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烈士。万里的母亲是一位勤劳、节俭、质朴、善良的女性，她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为了生计，她给人家拆洗衣服，做针线活，从事手工纺织，挣一点点钱，供万里读书。1933年秋，万里考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支部，是曲阜地区共产党员活动的发端。万里在这里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

　　校史编写组记载：在八级、九级、十级的3个年级中，涌现出大批进步学生，其中有“八级的万明礼(万里)、刘清禄(安波)、李福如(李健)、袁凤彩(袁振)、丁鸿泽、孙鸿业……他们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敬佩共产党和红军，向往革命根据地，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他们常常私下抨击杨书田(反动校长)的黑暗统治和国民党政府反共卖国的罪恶，秘密进行反对杨书田的斗争。”1936年5月，在毕业前夕，万里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到济宁乡农集训活动，并见到了同乡、中共山东省委鲁西巡视员董临仪。他与万里畅谈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发展万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0月的一天，中共东平县工作委员会在万里家中成立，万里任书记。万里主持召开工委第一次会议，作出三项决定：第一，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大力发动群众，动员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全民抗战。第二，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积极培养抗日干部。第三，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创建抗日武装。此后，围绕确定的任务展开了各方面工作。一是在进步知识分子和有名望的上层人物中发展“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简称)队员。万里先在县城内外发展队员，在马公祠小学，一次就发展队员近30人。二是成立东平县抗日救亡协会。三是成立农民福利会。农民福利会得到贫苦农民的欢迎，因此发展迅速，到1938年5月已发展会员500多人，实质上成为县工委的一个外围组织。

　　1938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郭洪涛来到东平县，向万里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送给县工委一部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离开东平，郭洪涛来到肥城县，会见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的领导人。之后决定建立中共泰西特委，以加强党的领导，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万里被任命为泰西特委宣传部长。泰西，是指泰山以西地区，包括泰安、肥城、长清、平阴、东阿、东平、汶上、宁阳等8县。万里上任伊始立即投入到建党建军工作中。当务之急是整顿自卫团。当时自卫团内部没有建党，因此，特委把整军与建党结合起来，万里兼任自卫团宣传部长。在各大队很快建立起党的支部。为了培养党员骨干力量，特委举办了多起训练班。同时在部队中广泛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万里将很大精力倾注在部队的教育工作中，他经常到训练班里授课。经过初步教育，自卫团有了朝气。

　　9月下旬，万里等率领这支部队开赴东平，发动群众，创立根据地。在苇子河一带的第五区建立了拥有300多人的人民抗敌自卫团。第七、八、九区的旧区队也相继改造为共产党领导的队伍。11月10日，这几支队伍统一合编为山东省第六区游击第十支队东进梯队。当月，根据省委指示，源于泰安、肥城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源于长清的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第十支队独立营，源于东平、汶上的山东省第六区游击第十支队东进梯队等各路抗日部队，齐集大峰山区，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共4000多人。

　　1939年3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进入东平，这给泰西抗日根据地军民以极大鼓舞。担任泰西地委组织部长的万里，倾全力抓好“普遍大量发展党、巩固党”的工作。他在全区推行举办训练班的方法，整顿训练党员骨干。到1939年底，泰西专署和行政委员会以及各县、区、乡、村政权相继建立起来。由此标志着泰西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新中国城建的开拓者

　　1953年，万里奉调进京，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城市建设部部长等职，直接参与领导全国的城市规划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以工业化为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与此相适应，万里提出了“城市规划建设要与工业建设相配合”的思想。

　　那时，万里考虑最多的是城市发展规模、城市规划与厂址选择结合、城市发展远近期结合、居民区的规划和建筑的有关问题。关于城市发展规模，他认为：“(1)应从现实情况出发来确定城市的规模，但又要适合将来的变化，规定一定的幅度。在城市布局上不要采取封闭式，近期建设应力求做到紧凑，同时又给将来的发展留出机动的余地。(2)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城市的人口构成比例。不要机械地搬用外国计算人口的方法……这就要对我国各地的城市人口构成作具体的调查研究，考虑生产发展和人民逐渐就业的情况，照顾各个城市在性质和规模上的特点，区别不同情况进行估算，不要简单地用一个固定的比例到处搬用。(3)城市发展规模既经确定之后，为了防止盲目膨胀，还应采取措施，适当加以控制。”这些认识，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1958年3月，万里调北京市工作，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要大规模庆祝国庆十周年，展览我国各方面成就的决定。为此，要建设一批“国庆工程”，反映新中国工农业生产取得的成就，检验十年来达到的生产力水平。这些国庆工程包括“十大建筑”：即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火车站、北京农业展览馆、北京华侨大厦、钓鱼台国宾馆、工人体育场。这些重点工程，由总理周恩来领导，万里具体负责。

　　1958年9月8日，万里出席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阐述了搞好“十大建筑”的重大意义，提出了“高质量高水平高速度完成国庆工程”的目标。他指出：“我们就是要明确自己的目标，要高质量、高艺术水平、高速度地完成任务。高质量就是要有上乘的设计、施工质量，到世纪末以至下个世纪都用得上看得过；高艺术水平就是要在条件许可情况下做到庄重典雅、美观大方；高速度就是用最短时间完成工程建设。”我们设计的建筑，“一定要超过过去，超过我们的老祖宗，做出无愧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好的设计来。”会后，根据中央指示，北京市委向各地建筑专家发出邀请信，请他们进京共同研究设计“十大建筑”。

　　到9月10日，分散在各地的建筑专家已齐聚北京。北京市委要求专家在5天内拿出第一稿设计方案。9月15日如期完成。到10月中旬已完成8套设计方案，送周恩来审定。周恩来最后确定了第8套方案，并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10月底国庆建筑工程陆续开工。

　　万里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国庆工程上。根据周恩来提出的“国庆工程，必须贯彻实用、经济和在可能情况下注意美观的原则，尤其是安全问题必须切实做好。大会堂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它的寿命要比故宫和中山堂长，起码不应少于300年”的指示，万里组织成立了大会堂结构安全小组，专门负责监督、检查结构安全工作。

　　经过10个月的艰苦奋战，1959年9月10日，人民大会堂正式竣工并交付使用。与此同时，其他几项“国庆工程”也陆续建成。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竣工的前一天，毛泽东视察了人民大会堂，当他看到只用10个月13天就完成了比故宫总建筑面积还大的工程，而故宫花了10多年才初步建成时，毛泽东称赞万里：“你是万里嘛！别人是日行千里，而你是日行万里。”1994年3月29日，在《万里论城市建设》一书出版之际，李瑞环为此书作序，称赞“万里同志是新中国城市建设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包产到户 万里第一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在贫困地区县委书记座谈会上，万里说：“必须把生产搞上去，争取今年粮食生产达到一个新水平。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政策和条件都可以，但保证今后绝不能再讨饭。”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农村《六条》，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

　　《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他在出访巴基斯坦途经四川时，曾推荐给四川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四川省委不久就颁布了《农村十二条》。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赵)紫阳第二，周惠第三。”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王相坤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厅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