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律师20年自费帮二战中中国化武受害者打官司

南典男(右)和中方受害者交流取证。

　　二战侵华日军在中国大地割开的伤口从未被缝合。过去70年，在中国，大屠杀、慰安妇、无差别轰炸等事件的受害者相继离世，而日军遗留化学武器还在不断制造新的战争受害者。目前为止，这些受害者中的大部分人没有得到相应的赔偿和救助。

　　日本的一个民间志愿团体“日本律师团”为中国战争受害者打了20年官司，其成员在帮助中国人对日维权索赔的艰难过程中自掏腰包，彼此扶持。尽管20年间，日本政府未做一次道歉，未做一项赔偿。

　　今年初冬在哈尔滨，《环球时报》记者见到了“日本律师团”现任干事长南典男，他此次带领由日本律师和医务人员组成的20人团体来华，为中国遗留化武受害者诊疗、取证。帮中国战争受害者这件事，南典男做了20年，做成了中国受害者亲密的日本朋友，也成了中国人权事务圈有口皆碑的人物。见他之前，《环球时报》记者听多名和他相识的中国朋友提起他，都用一个词：好人。

　　好人南典男站在哈尔滨呼兰区顺彩宾馆逼仄的堂厅里，义诊取证就在这家小宾馆进行。他比想象中矮小，一米六零的样子，脸颊瘦而方正，头发花白，穿一件那种肩很宽的深色羊毛大衣，整个人被装在里面。南典男面向29名中国遗留化武受害者，两边都是些熟悉的老面孔，他诚恳道歉，“大家一起努力这么久，还没能得到一个胜诉的结果”。

　　南典男答应接受《环球时报》采访，可刚开了头，下一个取证又要开始。记者决定留下来听听。其实，29名受害者的故事这些年翻来覆去很多遍，不再需要听证取证那个严密流程，现在，大家就是坐下来聊聊，更新近况，尤其关注受害者家庭经济情况，生活和医疗保障。中国受害者张岩上世纪90年代就去过东京体检、出庭，此刻坐在顺彩宾馆窄小的单人床上，他念叨几遍，“和南典男啊，老朋友了”。两个人明明语言不通，并排坐那儿，谈起在东京迷路的旧事，互相拍着大腿哈哈笑。

　　20年前，南典男是“日本律师团”年轻成员，来华取证还要靠团内资深律师完成。20年间，这些人有的岁数大了，不便再飞来飞去，有的在漫长诉讼过程中去世，南典男成为中坚力量，更加频繁往返中国。现在，59岁的干事长南典男承担着牵头、组织和协调角色，有他在，中日两边都好办事。

　　“来中国有上百次了？”“接近百次。”“总共花了多少钱？”“没有账。”“东京律所的工作受影响吗？家里人支持吗？”“律所有两名合伙人，我是其中之一，还好，有时从中国回去，同事会抱怨，委托人打十几个电话找不到你，跑掉了，”南典男笑得腼腆，“对太太有过隐瞒，就是把花钱说得少一点。”

　　20年诉讼历程，中日律师有过一次短暂的胜利。《环球时报》记者提起2003年这场胜诉，南典男掩不住兴奋，“9月29日！”他记得如此清楚，那天东京地方法院对1996年诉讼作出判决，认定二战日军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的事实。判决书指出，日本在收集战争结束时日军部署和武器配备情况的基础上，本可以向中国提出调查和回收化学武器，且如果日本向中国提供有关信息，在较短时间处理大量遗留化武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些没有发生，日本有意隐瞒遗留化武分布地点，给中国人造成持续性伤害。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日本政府赔偿13名中国原告1.9亿日元(约合172万美元)。这场胜诉给予南典男很大鼓舞，“是最光明的时刻，是20年里最好的纪念品”。2007年，东京高等法院推翻地方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中国原告全部诉求。

　　赎罪、良知，这样的帽子戴给顺彩宾馆里的日本律师和医生，略显宽大。女律师佐藤香代眼见她的一名中国委托人在病痛中去世，“遗留化武受害者大多经历一个身体恶化、经济困窘直至家庭破裂的过程，急迫需要从绝望的循环中被解救出来”。内科医生藤井正实来华义诊6次，记录了中国遗留化武受害者十年病情变化，“该进入治疗阶段了，我们在中国没有行医资格，希望给中方提供数据，共同救治”。职业精神和良心，或是对他们更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