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抗战时期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始末(组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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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志愿航空队飞行员在兰州机场留影。
“暴徒”式攻击
在中国上空忽然出现大量苏联飞机和飞行员,日本人是心知肚明的,还曾经有被击落的苏联志愿飞行员被日军俘虏。但一方面出于更高层面的外交战略考虑,一方面忌惮于苏联庞大的军事实力,日本没有对苏联公开发难。
在日本航空兵的口中,苏联志愿飞行员被称为“暴徒”,后来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也有个类似的外号,叫“美国亡命徒”。可见他们算是吃尽了这些国际援华志愿飞行员的苦头。
而对苏联志愿飞行员来说,“暴徒”之称是来自日本飞行员的一种赞扬。苏联志愿飞行员技术超群,作风强悍大胆,对战术死板、动作标准的日本飞行员来说,的确有不按常理出牌的“暴徒”之风。
苏联志愿航空队在中国的空战,至少开创了两个空战史纪录。
其一是撞击作战。顾名思义,撞击式作战就是用自己的飞机去撞毁敌方的飞机。看上去颇有些同归于尽的架势,和二战后期日本航空兵的“神风敢死队”似乎是同一种做法。其实,这两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的“神风敢死队”是自杀式袭击,起飞后就没有归程,而苏联志愿飞行员的撞击作战则是艺高人胆大,撞毁敌人,自己还能安然返回机场。当然,这一方面凭借高超的技术和非凡的勇气,另一方面也有赖于苏联飞机的“皮糙肉厚”。
第一个采用撞击作战的是苏联志愿飞行员古宾科。他后来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成为国家英雄,接受苏联媒体采访时曾回忆了在中国的往事。
一次发生在武汉的空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古宾科发现了一架日军九六式战斗机,马上驾着伊16追了过去。绕到敌人身后时,古宾科扣动了扳机,机枪却没有响——他的子弹已经打光了。但是古宾科并没有打算放掉这个敌人,而是准备生擒他。
日本飞机加大了油门想跑,无奈速度没有伊16快,古宾科很快追上,与其比肩飞行。日本飞行员显然吓坏了,古宾科打着手势威胁他,让他朝武汉机场降落,他顺从地点头答应,并且驾机转向。
没想到,刚准备降落,日本飞机忽然加速大角度拐弯,企图逃跑。这一下把古宾科惹急了,当即利用伊16的速度优势,居高临下向日本飞机撞了过去。
古宾科说,他当时是想撞坏敌机的尾翼,结果稍稍偏了一点儿,伊16的螺旋桨打在了日本飞机的机翼上,直接把它的右翼切掉了。古宾科感觉自己的飞机抖了一下,日本飞机就翻着跟头掉下去了。
伊16的螺旋桨也变了形,但还是载着古宾科安然落地。
有此先例,不少飞行员都开始利用苏联战机比日本战机“更耐撞”的优势,在子弹打光的情况下主动撞击敌机。中国飞行员很快也有样学样起来。
不过,在高速飞行的碰撞中,“更耐撞”的一方也不一定能够次次占有优势。中国飞行员陈瑞钿就曾驾机撞击日本飞机,敌机撞毁了,他的飞机也失去了一个机翼,只能跳伞。同样采用了这种大无畏举动的还有中国飞行员陈怀民,他的飞机也同时被毁,他被迫跳伞,伞降过程中被日本飞机扫射身亡。
另一项苏联志愿航空队创造的空战史纪录是当时的最远距离轰炸。
台湾在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割占,在侵华战争中,又被日军作为侵华跳板和后方基地使用。日本的轰炸机精锐多数驻扎在台北、台南、新竹等地机场,随时准备跨海支援大陆日军。
1938年2月23日是苏联红军节,苏联志愿航空队指挥雷恰戈夫准备以摧毁日本在台北的空军基地作为红军建军20周年的献礼。为了提高奇袭的成功率,中苏双方严格保密。雷恰戈夫直到轰炸前一天才单独召见驻守汉口的第二批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轰炸机中队长波留宁上尉:“明天,你的中队有任务,目标台北。”
汉口距台北直线距离将近1000公里,波留宁中队装备的快速轰炸机作战航程仅1200公里。从汉口起飞轰炸台湾,意味着战机投弹后须立即返航,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行动失败。松山机场选址于山谷中间,地形隐蔽,防卫森严。要轰炸这样一个重点防护的目标,没有战斗机护航,轰炸机编队很难全身而退。但为了增加远程奔袭的隐蔽性和突然性,最终决定放弃战斗机护航。
23日清晨,28架满载炸弹的轰炸机依次升空,爬升到5000米以上高空直飞台湾。这个高度飞机耗油量少,但机组人员必须长时间耐受低温和缺氧的折磨。
两个小时后,飞机越过台湾海峡。日军做梦也没想到中国能够有力量对台湾实施轰炸,松山机场甚至没有搞任何伪装,刚刚组装好的飞机整齐地排列在跑道一侧,而在跑道的另一侧则是巨大的油库、机房……当天浓密的云层又遮住了日本防空观察哨的视线,等他们看到了空中的轰炸机时,280枚航空炸弹从天而降,机场的停机坪、跑道腾起一股股浓烟,爆炸声惊天动地。
扔完炸弹,意犹未尽的波留宁又下令机组低空通场,用航空速射机枪扫射目标,然后从容返航。在福州加油后,轰炸机群顺利返回汉口机场,无一折损。
是役炸毁日机40余架,破坏未及组装的战机不计其数,机场油料仓库储备的够机场使用3年的航空燃油被焚一空。
碧血染蓝天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发动闪击战,兵分三路突袭苏联。苏联志愿航空队的飞行员们被召回祖国,参加卫国战争。他们把自己的战机留给了中国,还有200多名苏联飞行员已经把生命永远留在了中国。
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采取轮换形式,4年间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此外还有2000余人的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此外,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还帮助中国建立了航空供应站和飞机修配厂,并在迪化、兰州等地设立航空学校和训练基地,为中国培训了近1万名相关技术人员。
从南京到武汉、重庆、兰州、柳州……中国众多的城市上空,都留下了苏联飞行员与日军搏杀的英姿。据二战史资料,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损失飞机986架,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苏联志愿航空队的战果。
当然,他们为之付出的是鲜血和生命。
苏联志愿航空队有两百多人在战斗、训练和各类事故中牺牲,其中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
库里申科在1937年就第一批来到了中国。他带领的飞行大队是重型轰炸机大队。重型轰炸机载弹量大,多用来执行战略轰炸任务,但是在日本猖狂向中国进攻的时候,这种飞机并没有多少用武之地,而且,在没有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这种速度慢的重武器面临更多的危险。
很长一段时间,重型轰炸机被当做运输机使用,他们往返在苏联和中国之间,把大量的武器弹药乃至拆解成零件的战斗机运到兰州。库里申科则长期担任飞行教官,为中国培训了大批轰炸机驾驶员。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库里申科带领他的轰炸机大队进驻成都,开始执行对日本占领区的轰炸任务。
1939年8月14日,库里申科率领重型轰炸机大队,首次空袭已经被日本占领的武汉,他们将重磅炸弹暴雨般倾泻在汉口日军机场上,将机场化为一片火海,当准备返回时,突然遇到日本机群。库里申科的飞机被日机击中发动机,他凭借高超的技术,用仅剩的一台发动机飞回四川上空。
受伤的飞机摇摇欲坠,只能在长江江面迫降,机组其他人员均获救,唯有大队长库里申科最后一个脱离飞机时被江流卷走,牺牲时年仅36岁。
苏联志愿航空队撤走后,陈纳德率领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成立,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飞虎队”,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享有盛名。长期以来,国际援华航空英雄的光环套在“飞虎队”的头上,而苏联志愿航空队的事迹却少有人知。
所谓时势造英雄,时势也会“隐藏”英雄。苏联志愿航空队和“飞虎队”就是处在不同的时势之中。
“飞虎队”有美国援华的部分,但这支队伍是由中国政府出资在美国高薪招募110名飞行员和150名机械师组成,装备的是中国从美国租借、拨款购买的100架P-40战斗机。国民政府从其成立之初就寄予厚望,并广为传扬。
在“飞虎队”成立半年后,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飞虎队”更成了中美同盟的一个标志物,其对日的战史、战果在两国都备受宣扬。
而苏联志愿航空队则是一支秘而不宣的援华力量,中国、苏联、日本彼此心知肚明,保持了默契的沉默。即便是在以他们为主力取得对日空战的巨大胜利之时,公开的报道也以“中国空军”的名义出现。
但是,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支英雄的航空队。在南京、武汉、重庆等苏联志愿航空队战斗过的地方,都建有专门的陵园和纪念馆。
在库里申科牺牲的万县,一对母子自发地为其守陵半个多世纪。这对母子就是重庆万州区的老人谭忠惠和她的儿子魏映祥。
抗日战争期间,谭忠惠的家距离库里申科飞机坠落的江面只有两公里,她的父亲经常和她说起库里申科的英雄事迹,并教导她:一个外国人,为中国人的和平而牺牲,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份恩情。
1958年,库里申科陵园迁至重庆西山公园。在西山公园亭园组工作的谭忠惠听到这个消息,主动请缨承担为库里申科守陵的工作。这一守,就是19年。1977年谭忠惠退休后,儿子魏映祥从母亲手中接过了守陵任务,一直坚持至今。
也正是在1958年,新中国政府辗转寻找到了库里申科的遗孀和女儿,把她们请到了中国。她们参加了1958年的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总理握住库里申科妻子和女儿的手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格里戈里·库里申科。”
2009年,在南京紫金山北麓,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落成,这是世界首座国际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讲述着中、美、苏等国空军在中国蓝天联合抗击侵华日军的英勇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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