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长征中毛泽东发脾气：反对一场战斗被免职(2)

　　（二）

　　一盏昏黄的马灯，带着坚定的理念，领着被视为异端的提议，在漆黑的山道上蠕动。那是新中国暮色低沉的前夜，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灰暗的日子。好在，手里的马灯还亮着。

　　在那条仅仅两公里长的乡间小路上，不知毛泽东走了多久，也不知他走得何其艰难。这正如从瑞金出发一路走来的红军，不知经历了多少坎坷泥泞、围追堵截、夹击轰炸，但救亡图存的信念始终如青春的脉搏从未停息地跳动着。也正如毛泽东本人在那段时间的经历一样，在不被理解中苦苦坚持，在挫折困难中咬牙挺住，在失败失落失意中起死回生、继续前行。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86000多人，分别自瑞金等地出发，“战略转移去远方”。继而，挺进湘西，冲破四道封锁线，改向贵州，渡过乌江，夺取遵义。一路狂飙突进，缕缕的希望燃烧着战斗的激情，可喜的胜利伴随着巨大的牺牲。到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红军只有37000人的有生力量，约有49000多个鲜活的生命血洒沃土、长眠大地，永远成了革命的根须。

　　遵义战役之后，蒋介石亲临贵阳督战，调集其滇、川、黔各部，摆兵布阵，把刚刚在胜利之中得以喘息的中央红军陷入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包围圈之中。而当时的红军将领，无论是领导能力还是决策方式，都与战局和形势的变化不相适应。军事“三人组”时期，李德、博古专权，政治局不讨论重大军事决策，在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中屡有失误、屡遭失败。遵义会议作出决定，一切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政治局讨论。但情况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队伍往往是白天行军、晚上研究重大问题，20多人的会议七嘴八舌、枝蔓横生，有时争论不休，有时议而不决，耗费精力、贻误战机在所难免。

　　遵义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红军的战略机遇来得殊为难得！它必须也只能成为下一个胜利的出发地，而万不可成为一支队伍走向倾覆的绝响，一群热血战士集体光荣前的回光返照！

　　一支以拯救黎民百姓为己任的队伍，此时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自我拯救。幼年的红军，必须尽快地自我完善和发展，尤其是在军事思想、全局观念和战役决策等极其重大的问题上，必须拥有比这盏马灯还要明亮百倍的眼睛，必须以真理的目光作出历史性的选择！

　　（三）

　　历史，其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而且是一次又一次艰难的选择。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选择了毛泽东。史学家说，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种观点，于今已成共识。

　　但是，当我们走进苟坝会议的深处，就会渐渐发现，这种说法必须基于一个辩证、务实的理念：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也是遵义会议的收官之作。换言之，遵义会议的精神，在苟坝得到了落实；遵义会议的主张，在苟坝得到了贯彻；遵义会议的选择，在苟坝得到了更加具体的确认。

　　这是历史留下的一道非常值得耐人寻味的连环选择题。

　　对于宏大的历史来说，遵义会议无可置疑地成为了党和红军的伟大转折。通过这次会议，产生了新的党中央负责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取消了党中央领导军事的最高核心军事“三人组”。但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只是通过遵义会议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没有明确领导工作。何况，他“出山”10多天后的1月27日提出的土城青杠坡阻击战也没打好，以至于本来对他进入中央政治局就想不通的博古等人，更是颇有微词。

　　历史还在选择。在2月5日的扎西会议上，常委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站在了军事指挥的前沿。但是，怎么实施军事上的“帮助”，似乎仍然模糊不清。

　　历史继续选择。3月4日，在鸭溪根据敌情和红军的现状，中革军委决定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几天之后的3月10日，他在苟坝会议上又被免去这一职务。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亦犹未悔”。被免了职务的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长征中身心困顿的毛泽东，那夜无法安睡。他提着马灯来了！

　　我们无法透过历史的暗夜去猜度一个人的思绪。走在这条乡间小路上，毛泽东的心情是怎样的呢，复杂？灰暗？沉重？未知可否，更或许，兼而有之。

　　总之，这天晚上，这条路承载了他所有的心情。很难说这条路的那一端是喜是忧，更遑论这段路同后来的胜利与光荣有着什么必然的联系。

　　但有时候，历史就需要有那几个应有的、必不可少的脚印；有时候，在抵达真理的过程中，必须踏平坎坷，方见风景；有时候，必须走过最漫长、最恍惚的道路，才能拥抱胜利的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