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军曾美：临终前常现幻觉 呓语又消灭了鬼子(2)

曾美在百岁寿辰时亲笔写下“我的一生属于人民”。 资料照片 摄影：韦佳

　　周恩来帮他改名字

　　“父亲原名曾昭泰，曾美这个名字是周总理帮他改的。”曾江兴告诉记者，“周总理的品格和精神，影响了父亲的一生！”

　　“周总理”，每当曾江兴用属于自己这代人的称谓提到周恩来时，一种特别郑重的语气便不知不觉流露出来。而采访过曾美的同行告诉记者，与绝大多数红军老战士一样，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1934年开始，几十年来，曾美对周恩来的称呼始终只有一个：周副主席———这是周恩来长征前后担任的职务。

　　1934年4月15日，曾美到红军总司令部报到，负责接待他的红军战士把他带到总司令部第一局局长兼作战科长彭雪枫的办公室。“今后，你就在一局作战科工作吧。”也是在这一天，曾美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周副主席长着这么长的大胡子，”生前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时，曾美常常会用手在胸口一比划。“看起来样子非常严肃，可是只要他一笑，就马上变得很亲切。”

　　长征途中，作为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曾美的任务是整理汇集军事情报给周恩来。一路上，他与周恩来朝夕相处。

　　“周副主席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曾美生前不止一次对子女们讲过，在长征路上，周恩来十分辛苦，白天与战士们一起行动，他很少坐担架、骑马，主要是走；晚上发电报、处理工作，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双眼中经常带着血丝。

　　1937年，曾美想将原名“曾昭泰”改为“曾美德”，以取品德美好之意。周恩来说：干脆把“德”字去了，叫“曾美”就很好嘛。

　　“我们老爷子日常几乎从没丢过东西，剪刀原来放到哪儿，用后一定要放回原位。干什么都是一丝不苟，摘下的手表必须把表带重新扣上才能搁到桌子上。晚年甚至每天喝酸奶都要掐着点儿，你给他温好了放桌子上，老爷子还得盯着表，非得到了下午四点钟才喝，早一分钟都不行。”王荣华向记者追述道。而在曾江兴看来，这也许正是老人在军旅生涯中、特别是经过红军总部那段特殊熏陶之后，养成的严谨作风被岁月的一种奇妙放大。

　　获得解放石家庄首功嘉奖

　　“由于年事已高，最近这些年父亲已经不怎么上街了。不过到了春秋天气晴好的时候，我们也会开车带着他到户外走走。”曾美的大女儿曾丽明说，“每次出门看到石家庄这座城市的变化，他都特别高兴。”

　　曾美与石家庄有着特殊的缘分。这不仅因为离休前曾担任河北省军区政委，在这座城市居住了几十年并在此终老，更因为他亲自参与了这座城市的解放。

　　“解放石家庄战役前，父亲作为晋察冀军区独一旅旅长，一直带领部队在元氏附近战斗，配合兄弟部队将石家庄团团围住，准备最后的总攻。1947年11月，独一旅接到命令，在总攻石家庄前拿下位于石家庄西北角的大郭村机场，并以此为突破口进入石家庄。位于石家庄西北角的大郭村飞机场，是当时石家庄守敌唯一的空中通道和增援命脉，敌人设防异常坚固。这一仗可以说是总攻石家庄的前奏，也是关键的突破口，所以我们是没有退路的。”曾经是一名军人的曾江兴，对父亲的战斗经历最感兴趣，对大郭村机场这场硬仗，他了解得很详细。

　　“为了保住这唯一的空中通道和增援命脉，国民党守军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曾江兴介绍说，当时飞机场防守异常坚固，“父亲让独立一旅一团主攻机场，二团助攻、清扫外围据点，三团作为预备队。”

　　1947年11月6日凌晨，一团开始突进到飞机场外围大安舍。战斗一开始，曾美他们就意识到这次碰上的是个“硬骨头”。“大安舍的东面、北面各有一个敌人的大碉堡，村南是一连串的堡垒群，形成如蜘蛛网般的交叉火力网。”

　　战斗的突破点在6日14时出现，“大安舍村北的大碉堡终于被打了下来，村东碉堡里的敌人一看大惊失色，急忙放弃碉堡向东南逃窜。”

　　然而，就在战斗顺利进行时，战场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就在他们马上要歼灭小安舍敌人的时候，大安舍、西三庄、飞机场三地的敌人，突然在飞机的掩护下拼命反扑。”眼看着敌人的飞机由2架增至4架，又增加到6架，将小安舍锁得像铁桶一般，曾美当时给部队下了死命令：“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最后！”

　　在曾江兴看来，敌军最终是被父亲他们的坚持吓倒的——11月7日拂晓，部队突破了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很多敌人都放下武器，往石家庄方向逃。

　　大郭村机场的一举攻克，切断了国民党守敌最后的空中退路，为解放石家庄做出了重大贡献，曾美因此被晋察冀野战军授予首功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