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30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如何直谏斯大林？(2)

　　纠正第一次“左”倾盲动错误和主持召开党的六大

　　1927年11月上旬，周恩来带着尚未康复的病体辗转从香港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罗明纳兹指导下进行，他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仍在“不断高涨”，“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错误地规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特别要求“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中心及指导者”。根据罗明纳兹的提议，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给了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这次会议使“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周恩来虽然受到处分，但他的才干已得到人们的公认，经共产国际建议被选为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

　　此时的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处于矛盾和困惑之中：一方面，他受斯大林和罗明纳兹“革命高潮论”的影响，认为革命形势不是低落，而是高涨，毫不怀疑地支持城乡暴动。他说：“我认为目前中国工农很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的潮流并未低落，是高涨的。”他亲自参与起草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被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后，成为广州起义的指导性文件。广州起义遭到敌人残酷镇压后，周恩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要加紧湖南、湖北和江西的斗争，扩大暴动局面；海陆丰应向北发展，琼州的工作要深入，造成并扩大割据局面。可以看出，他当时是赞成城市中心论的。关于这一点，他在1960年7月讲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曾直言不讳地说：“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另一方面，由于他历来注重实际和处事谨慎，所以很快就感到各地盛行的军事冒险行动是危险的无法取得胜利的，只能给革命力量带来更大的损失，便尽自己所能对其进行纠正。

　　1928年1月至2月，他代表中央起草了一系列给各省省委的指示信，这些指示信集中反映出他当时极力纠正盲动错误的种种努力，其主要观点是：暴动必须有成熟的条件，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发动；暴动中的“烧杀政策”是错误的；城市暴动必须有农村暴动的配合才能成功，等等。经周恩来努力，及时避免了一些更大的牺牲。自然，周恩来当时在这方面的认识也还很有限，主要是从战术上而不是从战略上提出问题的。他对革命潮流高涨这一估计并没有怀疑，对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暴动问题上也没有反对。区别只是主张发动暴动必须考虑到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必须做好周密的装备，不能不顾一切地蛮干，这自然是远远不够的，远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2月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主要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作出了关于接受国产国际决议的44号通告，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会上，他依据自己对中国革命情况的了解，作了长篇发言，他肯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形势的正确分析，但不同意共产国际在农村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问题上对中共的批评。国际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乡村只能配合城市的发展，不能跑在城市的前面，即要乡村去等待城市。而周恩来认为：目前乡村的确走在了城市的前面。因为中国的国情与俄国不同，“农民占了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这种不平衡是必然的。他不同意让乡村去等待城市。他说：“国际仿佛以为乡村与城市要配合好一点”，“过去城市工作的确不好，但在中国的形势下很适宜的配合是很困难的。”他提出：我的这种与国际主张不同的意见，可以拿到六大上去讨论，以便作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八七会议以来的党的工作，并制定了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此之前的6月9日，中共“六大”主要负责人之一周恩来、瞿秋白和向忠发、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到达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斯大林同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谈话，分析论述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等问题。他指出：目前，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处于高潮。革命高潮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眼前的事。这个问题引起了辩论。李立三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回答说：在低潮时会有几个浪花。周恩来认为斯大林的看法是正确的。14、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召集了一次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实际上是六大一次小范围的预备会议。六大会议期间，中共领导人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空前密切接触，加深了相互了解，对斯大林、布哈林更为尊敬、信服。

　　周恩来负责统筹六大的全过程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担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是大会的主持人之一，主持会议的全部日常工作，并担任了代表资格、政治、组织、土地问题、苏维埃、军事、青年、财政8个审查委员会委员，还担任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并作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问题报告。随后，他又参加新成立的湖南问题、湖北问题、南昌暴动、广州暴动4个专题委员会。周恩来担负的工作异常繁重，但他精力充沛，工作有条不紊，行动敏捷，处事果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的赏识和信任，组织大会开得比较成功。

　　7月9日，大会通过了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各项决议案，选出了中央委员会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1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5人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长。

　　共产国际强调“工人成分”而被捧上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因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有限，在工作中无法起主要决策作用。周恩来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理所当然地担当起贯彻执行中共六大精神和在实践中加深认识与继续探索会议确定的革命道路、路线和方针政策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重任。从1928年11月回国到1930年春重去莫斯科，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他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是：第一，整顿几乎被打散的党组织，恢复并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秘密工作；第二，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努力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把这个工作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上；第三，领导在严重白色恐怖下的保卫工作，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第四，进行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应该说，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路线基本上是对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起着从严重挫败走向复兴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