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27年“八七会议”：代表进入会场花了3天(2)

周恩来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议在李维汉的主持下完成四项议程

　　八七会议虽然会期短暂，主题却是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讨论和解决的都是关系党和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会议在李维汉主持下，完成了四项议程。第一，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第二，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工作报告；第三，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和关于农民斗争、职工运动、党的组织问题的三个议决案；第四，选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会议的第一大成果，就是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

　　会议指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表现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就是完全放弃共产党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一味妥协退让，不想武装工农，不想组织真正的革命军队，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解决土地问题。当然，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只归于陈独秀个人，会上所作的批评也有不尽恰当的地方；但是，如果不像八七会议那样对过去有一个毫不含糊的批判，要使全党在精神上迅速振奋起来，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根本转变，是不可能的。

　　会议的第二大成果，就是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关于土地革命，会议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决定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这一决定，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根本要求，又适应了现实斗争的需要，回答了此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要害问题。

　　关于武装起义，会议明确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作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决定，是党在付出惨重的牺牲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一个重大进步。

　　尽管时间只有一天，讨论时发言的却有14人56次之多。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批评了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从会议记录看，讨论时第一个发言的是毛泽东，发言次数最多的也是毛泽东，一共7次。毛泽东在发言中除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外，还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军事斗争问题。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后来演化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二是农民土地问题。他提出要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同时也要采取一定的办法解决小地主问题，根本取消地主所有制，“如此方可以安民”。这一建议符合湘鄂粤赣一带的土地占有情况，对于日后开展土地革命，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但是，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会议的第三大成果，就是选举产生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按照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规定，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

　　中央临时政治局组成人员如下：

　　委员9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

　　候补委员7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及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也造成了一些历史的局限。一是对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应当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二是会议不通知陈独秀参加，只是指责犯错误的领导人，没有着重从思想上、理论上对所犯错误的教训进行认真总结。三是不适当地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的单纯工人成分的意义。四是认为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这种认识为以后“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