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为何买中国护卫舰：西方舰艇1/3价格80%能力

　　3月16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全球军贸情况报告。报告指出，2010年至2014年全球武器贸易量较2005年至2009年增加了16%。其中，在2009年至2014年的武器出口贸易中，美国稳居第一，占全球武器出口量的31%；俄罗斯位列第二，占比为27%；而排名三到五位的国家，所占比例均在5%左右。

　　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世界武器贸易则是国家军事经济活动的对外延伸与拓展。作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变量，国际军贸的特点一直随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变化。

　　中东、亚太、印度洋——

　　热点地区武器销量持续走高

　　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显示，2010年至2014年间，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成员国的武器进口量，与2005年至2009年相比增长了71%，其中54%的增长量来自于近期中东地区的武器进口。报告称，沙特阿拉伯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武器进口国。2010年至2014年，其武器进口量是2005年至2009年的4倍。

　　中东地区一直战乱频繁，巴以问题、叙利亚问题、也门问题等，一直是地区安全的重大威胁。美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后，ISIS等极端组织、“基地”等恐怖主义组织利用美军留下的力量真空，势力逐渐壮大，严重威胁地区安全，这使中东地区的防务需求激增。海合会的一些成员国，如沙特阿拉伯，本身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无法生产坦克、战斗机、军舰等复杂的武器系统。这些国家石油资源丰富，本身“不差钱”。进口武器就成为这些国家增强国防实力、获取武器装备的必然选择。

　　报告提到，世界前十大武器进口国中，有一半亚洲国家，总进口量占全球武器进口总量的30%。其中，印度的武器进口量占整个亚洲武器进口量的34%，是过去5年里世界第一大武器进口国。该国70%的进口武器来自俄罗斯，是俄出口武器的最大买家。同时，巴基斯坦、韩国、新加坡也是进入了武器进口国的前十。

　　亚太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也是全球热点地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众多，该地区集中了朝鲜问题、台海问题、岛屿海洋争端等热点。同时，美军“重返亚太”战略增加了该地区相关国家安全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地区的不稳定性。印度洋地区连接亚太和中东，其中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对立严重，政治军事对抗不断。这些地区的相关国家，武器贸易量尤其是进口武器量增加，与其所在地区的国际政治的实际局势变化较为吻合。局势不稳定的国际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武器系统大卖的地方。这是世界军贸市场不变的规律之一。

　　从盟友输出到“国家商业”——

　　美俄两强格局保持稳定

　　二战结束后，美苏争霸导致冷战形成，世界上也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两大对立的军事政治集团。两极对抗格局下，美苏向各自的军事盟友、友好国家输出武器，并将武器出口作为巩固与相关国家关系、扩大国际影响，甚至是战略布局的重要手段。这就在世界军贸领域形成了美制和俄（苏）制两大武器体系。长期以来，美俄（苏）也一直是世界武器出口量最大的两个国家。

　　除了冷战等历史原因外，美俄自身强大工业体系的客观需求，也促使美俄武器出口居高不下。冷战结束后，各国在处理国际争端时，力求既能保障安全，又能兼顾发展。这也使得世界军贸发生变化。以美国为例，其军贸活动往往具有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特点。美国向日本出口的F-35战机，单价高达3.25亿美元，是其国内采购价的2倍多，而且价格还在不断攀升。这样既能赚取利润，也能将日本牢牢“拴”在武器购买的支票簿上。更重要的是，美国对日军售，巩固了美日同盟关系，进一步将日本纳入到美国对外战略的体系内。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武器和军费开支项目主管艾德·福莱兰特表示，美国长期以来把武器出口视为主要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工具，但近年来因其国内军费开支不断缩减，美国军工产业越来越需要武器出口来维持生产水平。

　　俄罗斯从苏联继承了1500多家军工企业以及数百万的从业人员。冷战结束，俄国内军火需求急剧减少，俄罗斯开始采取增加武器出口、赚取外汇的方式，确保其军工体系的生存及正常运转。2013年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对外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表示，对外军售已经是一种“国家商业”行为。而且，俄罗斯可以将武器出口作为国际政治的平衡手段。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通过向叙方输出武器的方式与西方博弈，赢得自己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2013年10月14日，普京在俄对外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例会上强调，武器出口是俄罗斯的战略选择，要坚持向前推进。

　　政治经济多要素交融——

　　军贸背后体现国家意志

　　从历史角度看，私人或非官方的武器装备交易，自从战争出现之后，就从未停止。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神秘的军火商巴希尔·扎哈罗夫，就以向世界各国销售马克沁机枪等武器而闻名。而官方性质的世界武器贸易，是随着工业革命、社会化大生产、世界市场的形成而逐渐兴起成熟的。就目前来看，当前世界军贸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国家间工业体系的差异，促成了世界军贸市场的流通。美俄能一直占据世界军贸的前两位，背后有他们各自强大的军工体系作支撑。两国军事科技实力强大，军工企业的规模、产能和研发能力也很强。为了维持国内军工产业的运转，两国在客观上都需要通过武器生产和出口来获取经济以及政治利益，形成“以出口创汇带动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世界上其他国家，要么军工体系不完整、技术领域存在明显短板，要么缺乏工业基础。这些国家的军队要进行现代化建设，武器装备要进行升级换代，必须通过从军工技术发达的国家进口武器的方式来解决。

　　同时，一些具备一定实力的国家，在某些军工领域各有所长。这些国家通过技术合作的形式，取长补短。例如，澳大利亚与瑞典合作设计建造了“柯林斯”级潜艇，欧洲多国联合设计“地平线”系列护卫舰等。这种技术合作式的军贸形式，在世界军贸中的比例越来越多。这其中既有技术因素，也有经济因素。比如著名的欧洲战斗机项目，当时参与项目的欧洲多国均无力单独承担全部研发经费，因此选择多方合作。可见，一个国家无论是输出武器，还是购买武器，抑或是多国合作研发武器，都是基于各自国家自身的工业特点和防务需要，做出的选择。

　　第二，军贸附带政治因素，已成为常态。正是由于各国政治、军事实力、军工产业的差异，武器输出方对于买家，往往附代政治条件。2014年乌克兰局势恶化进而爆发内战。受其影响，法国和俄罗斯就法国为俄方建造的“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是否交货等问题，反复博弈。这是典型的军贸受国际影响的例子。在俄法两国关系较好时签署了购舰合同，舰船造好后却由于两国关系恶化而横生枝节。再如美国对日本、对印度、对新加坡的军贸活动，背后大都暗含着其“拉拢亚洲盟友，为其亚太战略铺路”的打算。

　　第三，军贸关系中，主客易位的现象时有发生。通常，在一般的国际商贸关系中，买家保证按合同交钱，卖家承诺按合同交货并保证质量。但在军贸关系中，主客易位的现象时有发生。上文提到的法俄关于“西北风”级的争议，便是如此。除了政治影响之外，单纯的经济、技术因素，也会影响军贸合同的正常履行。比如，俄罗斯为印度改装的“超日王”号航母（音译为“维克拉玛蒂亚”号），由于改装工程难度大，导致俄方事故频出，成本不断上涨，印度的资金和预算也时断时续，交货时间一拖再拖。再有，泰国皇家海军在上世纪90年代希望购买护卫舰，中国、韩国以及欧美国家的造船企业纷纷竞标，最终泰方选择了中国的出口型护卫舰。泰军方的解释是“用购买西方舰艇三分之一的价格，可以买到具备西方舰艇80%能力的中国造战舰”。

　　可见，无论世界军贸如何变化，其都是为各自国家的国家利益服务，体现的都是世界各国的实力差异，承载的都是各个国家的国家意志。（王绥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