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陈士榘：抗战期间抓获第一个日军俘虏

　　编者按：4月14日是开国上将陈士榘诞辰106周年纪念日。陈士榘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随部队到达井冈山，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参与指挥温坊战斗，歼敌4000余人，取得红军在此次反“围剿”中的唯一一次重要胜利。1934年10月，陈士榘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士榘率部在平型关战役中担任主力，取得八路军抗战中的第一个胜利。在广阳战斗中，他率部巧妙设伏，首次抓获日军战俘。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协助陈毅、粟裕一举歼灭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74师，导致蒋介石“要在3个月内解决华东战事”的梦想破灭，重点进攻山东的计划破产。新中国成立后，陈士榘任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教育长。195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兼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建筑部部长。1958年兼任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完成“两弹”基地工程任务，为中国导弹、原子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6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5至1978年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95年7月22日，陈士渠在北京逝世。

　　被毛泽东亲自发展为党员

　　陈人康：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父亲出生在湖北荆门，他出生在旧军人家庭。元朝末年，这里诞生了一个闻名遐迩的红巾军首领陈友谅，父亲还是这位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后裔呢。我的爷爷陈荣钟和他弟弟陈荣镜均在湖北清军中当兵，都是大清国湖北新军第16协工兵营的管带。我父亲降生三年后，武昌城头枪声大作，我的两个爷爷也被卷入了革命的洪流，虽然他们是工兵，但令人奇怪的是这次起义工程兵却带了头，向大清湖北总督署开进。父亲小时候还随爷爷在北京城住过一段。后来爷爷卸甲归田，重新成了农民。

　　上个世纪20年代，在湖南、湖北纷纷建立农会，村里的年轻人都说父亲见过世面，让父亲牵头。我父亲不好推托，就应承了下来。农会的梭镖队很快就建立起来了，梭镖队训练一段时间以后，父亲觉得该有一些实际的举动了。村里有一个恶霸地主，外号叫“麻五”。他仗着自己地多财厚，养了一群打手，经常欺负相邻街坊。他看哪家人不顺眼开口就骂，有时候还动手打人，有过人命。按今天的标准看，就是地方上的黑社会。

　　农会开会决议要斗争“麻五”，梭镖队顺利突进了他的家里，“麻五”根本没有想到梭镖队会去他的家里抓他。他的打手几乎没有什么防备，梭镖队扑向正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的“麻五”，用绳子将他捆了个结结实实。他的几个打手也迅即被制服，手脚相连捆了起来。父亲将事先准备好的“麻五”欺压百姓的罪状当场宣读，村里的人开始有些胆怯，只是静静地听。但没多久就炸开了锅，大人小孩一起对“麻五”吐唾沫。不少人一边骂一边喊：“‘麻五’，你也有今天！”考虑到“麻五”的承受能力，父亲建议农会今天不要分浮财了，而且在批斗会后父亲专门跟“麻五”作了一次政策交待。告诉他只要不与农会为敌，农会和梭镖队都不会把他怎么样，他仍然可以过正常和安定的生活。即便以后分浮财，也会给他家留下充足的粮食和马匹，房产也还是他的。当然，如果与农会为敌，那就不好说了。

　　“麻五”眼睛里冒着凶光，当梭镖队员解开捆绑他的绳子时，他抄起一根棍子就朝农会干部打来。农会干部和梭镖队员自然不会被动挨打，他们一起上前对“麻五”拳打脚踢，“麻五”倒下后还有人踢他的脑袋。

　　我父亲当时不在场，等他回来时，“麻五”已被人打死了。我父亲严厉批评了农会干部和几个梭镖队员，说把“麻五”制服就可以了，怎么能把人打死呢？“麻五”是可恨，但我们不能随便把人家的命夺了！

　　“麻五”被杀的事件被上面列入共产党农会暴动的大案要案，限期缉捕元凶。我父亲尽管没有动手杀人，但仍被列入主要嫌犯之列，荆门县长称我父亲为“共产党暴徒”，得知消息后，我父亲决定出逃。父亲跑到武汉的叔叔陈雨苍家。看到好多年没见面的侄儿来找自己，已经是武汉一家诊所名医的陈雨苍十分高兴。爷俩彻夜聊起了家常，当父亲讲自己在荆门组织农会，训练梭镖队，打死恶霸后，陈雨苍说：你们那里的农会属于自发的，群众性的，没有一个训练有素的组织作你们的后盾。他说湖南有个毛委员，他一直从事农民运动，是个奇才，我们省缺这样的人。据父亲回忆，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毛委员的名字，当时父亲对毛委员的印象还不是太深，他只是当时特别崇拜叔叔陈雨苍。

　　父亲后来才得知，陈雨苍是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医学博士，在德国他就跟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小组取得了联系，并积极参加小组的活动，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在德国学习期间，他就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加入了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回到湖北后，他成为中共的地下党员，他以医生诊所为掩护在楼上架设秘密电台，和湖北参加过中共一大的资深共产党人董必武关系甚笃。可惜的是陈雨苍因病去世过早，否则他在党内的地位应该在我父亲之上。

　　父亲多次跟我提起过卢德铭，父亲特别感慨的是我们军队有一些像卢德铭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英年捐躯，应该是元帅，可惜他们没有看到解放。卢德铭是四川宜宾人，生于1905年。1924年春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5月，时任叶挺独立团第二营第四连连长，作为北伐先锋挺进湖南。1927年9月9日，卢德铭率警卫团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任起义部队总指挥。父亲说，想想看，多了不起，22岁就是秋收起义总指挥！秋收起义遭遇了重创，这是大家事先没有料到的。

　　根据起义指挥部的命令，师部和第一团官兵向浏阳县文家市村进发，准备与第三团余部会合，重新整编后再作定夺。当时，失败的情绪笼罩在多数官兵的心头，大家都对起义军的未来感到担忧。

　　一天中午，我父亲正在文家市村头当班站岗。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味，几十年来一直萦绕在他心中的最神圣时刻！他甚至感到有一种天外来客、神仙下凡的感觉———他多次对我们这样流露过。

　　那时村外路上渐渐走过来一个个子很高、头蓄长发、身穿蓝布衣裳的男子。他的脚走起路来有些跛，身子晃来晃去。看他的样子不像个种田人，我父亲便喝住了他，命令他接受盘查。这个人很配合地站住了，他说：“我是毛泽东，是从铜鼓来的。”

　　当时我父亲一愣：因为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在湖北闹农运的时候我父亲就知道湖南有个农运领袖叫毛泽东，搞得轰轰烈烈，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这次秋收起义，毛泽东还是省委派来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连我们的卢总指挥，都要接受他的领导。

　　但我父亲从没有见过毛泽东，这个人是否真是毛泽东我父亲鉴别不出来。正僵持时，这个自称是毛泽东的人提出要见我们的卢总指挥，说有急事。当时我父亲犯难了，因为站岗的只有我父亲一个人。见我父亲有点为难，这个中年男子笑着说：“小同志，你现在一个人值班，不能离岗，你看能不能喊一个人来，我跟他去见卢总指挥，好不好？”

　　我父亲看这个人态度谦和，话语亲切，加上他直接提出要见卢德铭总指挥，我父亲断定他就是毛泽东。杨立三立即将毛泽东领到了卢德铭总指挥的房间内。后来我父亲听说，毛泽东原来预定要到前线来领导秋收起义的，但他在路经铜鼓时，被敌人设立的检查站怀疑是共产党，于是遭到了扣押。毛泽东机智应对，几经周折，才冒着生命危险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溜了出来。他的脚就是在逃跑时不知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因为没有机会去诊所上药，所以就这样忍着伤痛来到了文家市村。

　　当时遍布全国都有检查站，但是这个小小检查站险些发生了改写中国历史的事件，父亲后来也说，如果他们真的知道了毛泽东的身份，中国未来的走向还真的难以预料。父亲还说，毛泽东这个人一生之中多次逢凶化吉，历史就是让他来改天换地的。